反战与否：简论日本二战电影塑造战争记忆的方式.docVIP

反战与否：简论日本二战电影塑造战争记忆的方式 反战与否：简论日本二战电影塑造战争记忆的方式 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但2016年3月29日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使亚洲人民不但警惕日本政府的右翼倾向，又深思日本国内的战争记忆状况。战争记忆为文学、话剧和电影提供了叙事的话语空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电影资料的应用，“把电影当成文献来研究，或让电影充当历史代言人，……也已经是一个广泛认可的事实”[1]16-21。电影作为受众广泛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这一文类的加入如此深刻地改变着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于时间的记忆，因此也就在改变着现实本身”[2]129-133。受日本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右翼势力的左右，日本二战电影以自己特有的记忆方式提供的战争历史影像严重缺乏反战意识呈现，并且躲避了对战争责任的承担和认可，这必将严重影响日本国内对战时民族形象的认知，导致观众对战争的理解误差。 　　一、战时的“好战”影像 　　日本在二战期间拍摄了大量的“国策电影”，这些电影由宣传国策、美化侵略的电影公司制作，这些公司“执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并导入政府的资金”[3]105-109。“国策电影”如“满影”理事长甘粕正彦在满洲最大的电影杂志《电影画报》所言：“电影在战时……使之充分的活跃去宣传国家的威力， ……籍使前线和枪后相结合， ……电影是负着使国民全般协力的觉悟和爱国的观念旺盛的任务……”[3]105-109因此，日本战争时期的电影中充斥着“好战”“敢战”“勇战”影像，侵略意识浓重，典型作品有《夏威夷大海战》和《上海陆战队》。 　　《夏威夷大海战》是为了纪念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以及马来海海域的胜利而制作的，由海军省直接下命令，东宝公司负责拍摄。影片宣扬“信念战胜一切”的理念，每一个海军航空兵都是乐观昂扬的，他们的笑声几乎溢出了画面。影片中的几处场景描绘深刻地反映了此时日军的战争魔鬼形象：朋田在梦中看到两个姊妹头戴彩带期待其带功返乡，并对母亲说一定要等到他建立功业；在马来海战中发现英军攻击目标时，驾驶员告诉队长现在的燃料只够回去用的了，队长说现在还不要想着回去，驾驶员笑着说，那样的话燃料还足够呢…… 　　摄于1939年的《上海陆战队》更是鼓吹日本官兵如何团结、英勇、敢战：岸部队长目光坚毅、处事果断，经常鼓励士兵的斗志；一名日本军曹虽然胳膊受伤但拒绝转移，从担架上滚落仍手握步枪要求参加战斗；一名士兵孤身坚守阵地，当他看到岸部队长增援后，欣慰地笑着倒了下去…… 　　因此，这个时期的日本二战电影以鼓动性和欺骗性为宣传宗旨，具有浓厚的侵略意识，通过表现日本士兵英勇善战影像来鼓动战争，欺骗日本民众奉献生命。 　　二、占领时的“情感化”影像 　　美军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后，1945年9月22日成立了盟军最高司令部信息与教育局，负责对日本进行意识形态改造，以根除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其对电影剧本进行严格审查，有关战争题材的电影一律要求抨击战争，如电影《拂晓脱逃》“在剧本阶段就被审阅部门三令五申，作者为此反复做了修改，一年以后，经修改的第八稿才获准正式投拍”[4]81-86。此时的日本二战电影以“情感化”影像来展现日军的“不屈”，尤其是战争加爱情的呈现，与其说影片具有反战色彩，不如说破坏了日本士兵对爱情的向往。 　　1947年日版的《战争与和平》反映侵华战争导致小柴健一妻离子散，以为健一死亡的妻子町子嫁给了伍东康吉，但在空袭中康吉受到了刺激变得失常；《拂晓的逃脱》中三上和爱人春美在逃跑时被军官用机枪杀死在黄沙飞舞的大地上；《上海之女》中的真锅中尉倾心于担任重庆特务工作的李克明的养女李莉莉，当李莉莉受牵连被汪伪政府特务押赴刑场时，真锅中尉忍不住跑到她的跟前，一同被射击死去。因此，与其说健一、三上、真锅是战争的受害者，不如说他们是爱情的殉难者，爱情让观者动容，弱化了他们对战争责任的反思。 　　作为此时具有强烈反战色彩的《拂晓的逃脱》，其中塑造的日本士兵三上，由日本早期影坛的美男子演员池部良饰演。他身高米，长相英俊，在电影中表现出一种腼腆、稍有忧郁的神态，从而获得春美的芳心。影片表现了三上在国军进攻日军驻所时受伤而偶然被俘，在国军的诊疗所中，被俘虏的耻辱使三上愤怒地打掉了春美递来的水杯，他以绝食、撞墙来表达回归日军驻所的决心。影片最后定格在三上和爱人春美在逃跑时被军官用机枪杀死在黄沙飞舞的大地上。三上和春美成了这场战争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的爱情纠葛遮蔽了侵华的全面影像。 　　三、1950至1970年代的“疯癫”影像 　　20世纪50年代之后，日本挣脱了美国对其文化审查的束缚后，各大电影公司纷纷解禁战争题材……于是，“战争片超越了战时时空对影片意识形态以及类型上的约束，一味追求市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