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中国电视体制矛盾与话语冲突.docVIP

变革中的中国电视体制矛盾与话语冲突对 中国 电视 发展 的考察，不可避免要将其归置於複杂变化的当代 政治 经济 文化语境中。90年代的中国电视有着被过度阐释的语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再次将这段刚刚过去的 历史 略加显影，加以审视，因为对於尚处幼年但却拥有诸多霸权的中国电视来说，迄今为止它所创造的大部分神话，甚至它自身，都是在这段历史中创造的。 　　90年代被人们普遍公认的命名是「转型期」：经济转型、 社会 转型、思想转型、文化转型。转型意味着一切都处於流变不居之中，转型还意味着许多政治经济行为都介於合法与不合法之间，一切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一切都未获致最终的合法性，不合法的行为可以合法化，合法的行为也可能以不合法的方式进行，二者相互斗争、相互依存，形成複杂的共生关系，这些使电视文化也呈现出複杂而多变的格局。 　　在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的谱系中，电视对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核心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以《新闻联播》为主的电视新闻来实现的。1982年开始，《新闻联播》被授权比其他媒介早一天独家发布重要新闻，从而改写了电视在媒介阵营中的从属地位，今天仍然可以时常从「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社论」这种特别的新闻语式来识读政府对电视媒介的信任。收看《新闻联播》也已经内化为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尽管这个节目从 内容 到形式都已经有些脱离 现代 媒介文本符码规则的，但至今仍保持着%的年度平均收视率，以每晚近3亿的收视人数，创造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电视托拉斯也难以企及的神话，虽然这个神话的背后是政府强有力的支撑，但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这种权力支撑只能进一步证明电视是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核心。可以说，理解电视就是理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解中国的意识形态就必须理解中国电视。 　　电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聚焦点，它讲述并直接参与社会中正在进行的各种力量的嬉戏。电视通过一系列媒介事件框限我们对许多社会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 的认识，对某一事件是否直播，有时甚至会被混同於官方的重视程度。媒介事件是媒介、社会、意识形态共谋的产物，媒介受市场逻辑、政治宣传、精英、大众共同 影响 ，社会是转型期、国族统一、全球化等等複杂话语共同交织而成的，意识形态同样是在自身的不断变动中与各种力量冲突妥协的产物。2001年，央视一套直播了对重庆杀人恶魔张君案宣判大会，作为正在进行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成绩，有关权力部门需要藉电视的力量加以放大来证明国家机器的力量，以此弥补该案对政权合法性所造成的损失，并对其他黑恶势力形成威慑和询唤，从而达到稳定政治的功效。电视台通过此前其他媒介的报导看到了这一案件的商业潜质，而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就更为複杂了，首先它迎合了「除暴安良」的基本社会心理；其次，在诸多媒体的报导中，张君已然成为一个英勇、多情的「媒介英雄」，使这一事件具有了相当可观的消费价值，有的观众则借此验证自我对社会治安、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 　　另外一些指标，同样是考察电视对当下中国公众意识形态的塑形作用的有力依据：2000年中国观众平均日收视时间达190分钟，比1999年增加6分钟。1在触媒途径日趋多元化的同时，公众对电视的依赖有增无减。中国公众对於电视的体认是：不是所有真事都能「上」电视，但「上」了电视的一定是真实的。前者源自传统政治文化所形成的、由官民利益对立导致的官民之间的不信任感，后者既是出於对摄录机器的无知和迷信，也是对电视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清晰指认。 　　或许可以说，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使电视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充任了政治风向标的角色，从地方领导到黎民百姓，都有着丰富的从各种电视声像符码解读政治气候和动向的经验。虽然自1999年开始，中国的互联网门户成长迅猛，网民数量也在以每半年90％以上的速度递增，2但 网络 在以「自由」的表徵吸引网民的同时，也失去了权威性，反而再次强化了电视在政治意识形态传播中的权威地位。 　　进入90年代，改革进入注重策略的操作期，共享艰难的邀约取代了批量的承诺，改革初期所呈现的大规模的利益兑现局面逐渐成为旷世记忆，现代化的步伐在不断凝结的社会失望和不满情绪中继续，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与社会协商机制的缺席被突现出来，大众媒介不期然作为一种卓为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参与了新社会形态的建构。 　　在利益分化和政治放权这两种互为因果的力量作用下，多元化成为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发展变化的普遍特徵和价值观图腾，中国社会随之带上了碎片化特徵。在电视的现代化/ 企业 化转轨中，政治渐次让渡空间给市场，但「权」/意识形态与「钱」/市场的交割却异常複杂。在宏观政治经济学的实用主义指导下，意识形态与市场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对立、并置又相互纠结的複杂关系。 　　一、共谋·冲突·妥协──90年代以来电视体制变革轨迹 　　电视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