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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学者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及启示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学者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及启示 一直以来，人们都把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和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然而XX年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的猛烈冲击打破了这一传统的认识模式，事实证明单一的向度已经不能再进行有效的批判，许多西方学者纷纷寻求从其他角度重新反思资本主义危机，形成了诸多不同的观点。在各种理论中，体制危机论、福利国家危机论和总体性危机论最具代表性。与传统的经济危机理论不同，现代危机理论不再强调经济因素是资本主义危机形成的根源，而是侧重于从政治维度分析，将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问题。对西方学者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深化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实质的理解。 　　一、体制危机论 　　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XX年的金融危机只是暂时的，但是在采用了一系列金融救助、货币扩张政策、财政刺激政策之后，他们发现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相反，西方社会经济仍然处于低迷期，甚至还在不断爆发新的危机。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种短期金融危机的观点缺乏必要的说服力，大多数学者更加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长期的制度性的危机。大卫·科茨、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都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新自由主义危机理论。他们一致认为，XX年的金融危机不是普通的商业周期性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特殊模式的体制危机，即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科茨指出，XX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表明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体制危机开始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等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代表了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其实质是一种金融化形式的资本主义。因而，在其金融化的进程中，产生了许多矛盾。根据许多学者的观点，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美国资本主义在三个方面的矛盾激化直接导致了这场危机：工资与利润的不平等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个人主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加剧了社会矛盾；新自由主义加重了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为了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追求更高的利润放弃了传统经济活动，转而从事风险投机活动，虽然表面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金融部门的投机性，它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危机慢慢渗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庞大体系。因此，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归结为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1]。 　　当代英国著名的左翼学者I·梅扎罗斯则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是一种结构性危机。他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性质和发展状况阐释了自己的观点：首先，资本的无限扩张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获取更多的财富，这势必导致生产大于需求，继而不可避免地产生“财产拜物教”。而工人的生产劳动无法得到合理的财富分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局限性开始凸现。其次，资本的无限扩张和扩大再生产，必然会“突破了以使用价值为指向的生产的制约，以及严格限定的与之分离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直接或间接的理性化”[2]。这种对供需平衡生产规律的忽视，导致资本主义无法给自己的发展设定合适的界限。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破坏性的自我生产。由此，梅扎罗斯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已经完全陷入了结构性危机之中。这种结构性危机并不局限于社会、经济领域，而是一场包括政治危机在内的制度性危机。那么，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危机呢？在梅扎罗斯看来，资本并不能通过扩大“财富的生产”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危机，唯一的出路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一种新的、能够经受考验的社会主义有机体系。 　　此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题为《资本主义的终结》的访谈录中也指出，当前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这一体系在未来二十年或三十年后将不会再继续，它将会消失并且被另外一种世界体系完全取代。古巴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福斯蒂诺·戈梅斯、格拉迪斯·佩德拉萨也提出，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当前全球经济危机是自 192年以来最严重、最深刻和最全面的危机，而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危机。 　　二、福利国家危机论 　　福利国家危机理论虽不是新的论调，但是XX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学者重新关注这一前瞻性的理论。最早提出福利国家危机理论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克劳斯·奥菲，他秉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借鉴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界定、合法性危机的阐述及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大量修正，运用德国系统理论的方法，提出了福利国家危机理论，它也被称作危机管理的危机。在《福利国家的矛盾》一书中，奥菲阐明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从生产领域寻找危机根源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资本主义危机并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所以，要从政治领域着手探寻危机的根源。他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由经济危机走向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