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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消费—收入生命周期的中国人口红利测算及国际比较 基于消费—收入生命周期的中国人口红利测算及国际比较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676908亿元，37年间增加了185倍，预计到2018年底，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与根源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探讨，其中人口红利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蔡昉、王德文[1]测算了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在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概为%；而王丰、Mason[2]则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5%，车士义[3]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结果。尽管数据差异甚大，但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忽视。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能够得到发展肯定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那么，中国的人口红利究竟有多大，第一次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应该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本文通过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构建消费-收入生命周期模式，测算并比较了几个典型国家的“人口红利”期，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 　　二、“人口红利”期的测算方法与比较 　　人口红利指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导致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尽管人们对其概念内涵与外延并不存在争议，但是对“人口红利”期的起止时点的测算，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用人口抚养比的变动率来定义人口红利阶段是一种最常用的简便方法，其中，人口抚养比可以用有效生产人口除以有效消费人口来表示，当一国的人口抚养比下降时，意味着一国的有效生产人口相对有效消费人口上升，一国具有更多的生产要素禀赋，因此一国的人口红利越强[4]。在实际计算中，人口抚养比又可以分为理论抚养比和实际抚养比，理论抚养比可以用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来表示，由于多数国家的实际抚养比数据难以获得，多数文献利用理论人口抚养比替代实际人口抚养比来测算人口红利的起始时间[4，5]。采用理论人口抚养比的变动率来测算人口红利方法简便易行，但其缺陷在于，首先，采用理论抚养比替代实际抚养比计算忽略了失业以及非劳动年龄就业对有效劳动的影响，因此这种测算方法会对人口红利的测算造成误差；其次，采用不同的标准来划分人口红利消失的时点分析结果会出现不同的结果。第二种测算方法是运用Leslie矩阵人口预测模型来预测人口红利的起点以及终点。Leslie矩阵人口预测模型利用时间变量、年龄结构数据以及基准年的人口数据对未来各年人口数进行预测，是一国以年龄移算为基础的离散模型。Leslie矩阵人口预测模型考虑了影响人口总量与年龄结构的主要因素，能够比较精确地预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第三种测算方法是运用经济增长贡献分解法对人口红利变化进行测算。汪小勤、汪红梅[6]利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分解为劳动参加率、储蓄率以及劳动力配置率。郭晗、任保平[7]提出人口红利即为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额外贡献，那么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正常增长，即不存在人口红利，也不存在人口负债的经济增长，二是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以当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正时，人口红利开始，结束于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正转为负的时点。 　　上述三种测算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测算出了人口红利在中国的持续时间，第一种方法是国内学术界公认使用最多的方法，但是单纯以理论人口抚养比的绝对值及变化率为依据来确定人口红利存在明显弊端，这种方法只能够表现人口结构的转变，无法从人口结构转变中分离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第二种方法虽然从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角度出发测量了不同年份的各个年龄层的人口数，进而科学地预测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但是这种方法仅仅从人口学角度来分析人口抚养比，不能够排除劳动年龄人口失业情况，以人口年龄结构为单一基础计算出来人口抚养比无法充分反应人口结构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忽视了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会出现较大的偏差；第三种方法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度量人口红利的起始，人口红利开始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正的时点，结束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正转为负的时点。但是该方法使用劳动年龄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依据，用年龄来区分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的方法过于武断。 　　三、中国“人口红利”期的测算与分解 　　1.消费-收入生命周期模式与“人口红利”期的估算。Mason[8]提出有效消费者人口是指以年龄别消费水平加权的人口数，假定有效消费者人口表示为N，有效生产者人口表示为L，那么： 　　N=∑aαP 　　L=∑aγP 　　其中P表示t时刻的人口年龄结构函数，α，γ分别表示随年龄层变化的消费水平和收入。式表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