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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民国时期幼儿师范教育课程的设置 探究民国时期幼儿师范教育课程的设置 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的关键在于课程设置的变动。1912年，民国政府制定的“壬子癸丑学制”正式将幼稚教师教育引入到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至今已过百年，幼稚师范设置的课程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壬戌学制”下幼稚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 　　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这对当时课程的设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教育部颁布的《师范教育令》规定，专教女子的师范学校称为女子师范学校，以培养小学教员和蒙养园保姆为目的，同时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保姆讲习科。女子师范学校中设置的课程如下： 　　课程的设置体现出“五育并举”的方针在其中的渗透，如家事、园艺、缝纫等课程为实利主义教育；修身、读经、国文课程为国民教育的渗透，强调以道德为标准，以孔子为模范；军国民教育思想蕴含于乐歌、体操及各门课程中，教科书中可添加国耻之事以及英雄人物的事迹，课程中选用的歌曲也应选取雄武曲词，以激励志气。 　　课程反映出一定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内容和性质，加强资本主义文化和近代学科在教育中的地位，强调促进师范生的身心和谐全面发展。注意课程的应用性和平民化，促使课程与社会实际相联系。 　　“壬戌学制”下幼稚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 　　1922年11月以大总统令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同时教育会联合会筹划课程改革事宜。新学制中只规定了师范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可附设幼稚师范科。幼稚师范科的生源参差不齐，有的学校生源为师范或中学毕业学生，如北京女高师附设保姆班；有的学校生源为初中毕业生，如杭州弘道、苏州景海；有的学校则收旧制高小毕业生，如南京一女师。这时幼稚师范教育未受到重视，幼稚师范教育曲折发展。课程委员会虽对师范科课程拟有大纲，但所列科目都是普通师范教育的性质，对幼稚师范科的科目没有涉及，各学校各自为政。以景海女学幼师科与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幼稚师范的课程表为例： 　　表一和表二中呈现的师范学校课程设置明显不同，且质量高低不一。表一中的课程设置受宗教影响较深，注重宗教教育、公民教育及普通训练，缺少对幼稚教育的专业训练，可以想象在这种课程模式学习后的幼稚师范生走进幼儿园所展开的教育会是什么样，大致如张宗麟所述“画起大圆圈把活泼的儿童圈坐在里面，从早到晚，不问儿童兴趣，教几种规定课程，铃声一响，大家起立，唱赞美歌，或唱英文歌，或唱外国曲调，不问儿童能否理解”。表二中课程受福禄贝尔的影响而设置，不仅注重公民训练、普通训练，更加重视学生专业性训练，开设具体教法课程，增加实习的课时与学分，用全新的教育观念武装学生，让学生学以致用。 　　三、1933年《师范学校规程》中幼稚师范课程的设置 　　在1928年的全国教育会议中，陈鹤琴、陶行知等幼稚教育专家针对幼稚师资的培养问题提出议案，最终这些建议被大会通过。1933年教育部颁布《师范学校规程》，将幼稚师范学校分为两年制和三年制，并对其课程设置作出不同的规定： 　　《规程》中还规定了幼稚师范学校的教学及实习时数：“幼稚师范科学生每天上课、自习及课外运动总时数为10小时，每周以60小时计算”。“实习包括参观、试习、试教，这三项的前后都需备有预备、报告、讨论三种手续”，这时幼稚师范教育受到重视。 　　从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幼稚师范学校中文化基础知识的科目较多，约占整个课程体系的65%，实习占20%，教育专业知识较少，约占15%，幼儿教育专业知识最少。这一时期幼稚师范科设置的课程具有以下特点：首先重视幼稚师范生文化基础知识的培养，这与幼稚师范生来源于初中毕业的文化背景有关，有助于提高幼稚师范生的整体文化素养。其次，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与当时幼稚教育专家的思想相关。张宗麟批评中国师范教育办不好的原因是只注重书本知识，忽略实践，他指出师范教育是专业教育，不能只用耳朵、眼睛就能学好，必须“从做中教、从做中学”，需要到实地中学习，进行职业训练，这种训练是专门的和长期的。陈鹤琴、陶行知等教育专家都强调要教学做合一，要手脑并用。再次，关注幼稚教育的专业知识，虽然设及的专业知识不多，但是当时已经关注到幼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区别，并以法规确定下来，这已是幼稚教育的一大进步。 　　对当今学前师范教育课程设置的启示 　　密切关注社会的需求 　　在课程结构上，关注到学生的个别差异和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当前科技的迅猛发展，反应在课程设置上，便是增加相应课程内容，如电脑音乐制作、幼儿园课件制作等课程。当前高校强调创办自身特色课程，在课程设置上探寻自身优势，结合学生的需求，设置相应课程，如开设幼儿园实用教学技能，传统文化经典阅读指导，幼儿舞蹈创编等。 　　明确实习在课程中的地位与形式 　　师范院校对实习的忽略会导致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