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物传记中水利史料的考辨与利用.docVIP

浅析人物传记中水利史料的考辨与利用摘要：流经西安城的通济渠与引泾(河)渠首的广惠渠，是明代关中新修的著名水利工程，且被作为政绩写入明清时期的众多项忠传记之中。但是各种人物传记在史料选取、事项表述上具有主观倾向性，有的与史实存在明显背离。事实上，水利等记载不仅是作者记录的传主生平内容，而且是其凸显或褒贬传主的话语与依据，往往因人纪事，包含着作者的价值取向与内在意蕴，但针对水利研究或难以为凭。辨别史料性质、理清各类史料之间的脉络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明清传记；项忠传记；水利；通济渠；广惠渠 　　　 　　项忠(1421-1502)，嘉兴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曾任陕西按察使，后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兴修水利。流经西安城的通济渠与引泾(河)渠首的广惠渠，是明代关中新修的著名水利工程，且被作为政绩写入明清时期的众多项忠传记之中。 　　关于通济渠，学界对其水源、渠线、修筑、兴衰等进行了分析；对于广惠渠，则考察了其兴修过程并援引了八千余顷的灌溉效益。以前的研究围绕渠道本身，注重地理空间，有的还强调了当事人碑石记载的可信与重要性。本文从文本传承出发，围绕项忠与明代关中水利，结合实地考察，爬梳明清时期相关文献对此前记载的摘录、取舍、概括与表述，揭示人物传记中史料、事项选取的主观倾向性，有的与史实存在明显背离。该研究对于如何评估传统人物传记中的水利史料，史料搜寻、利用中应该注意的原则性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通济渠、广惠渠的修筑及文献记载分歧 　　 　　《明实录》在项忠去世后的生平回顾中写道：“西安水多卤，而宋渠久废，忠为开一渠济之。又开泾阳郑、白故渠，溉田七万顷，民生祠之。”这里是讲：西安城地下水质差，宋代修建的某渠湮废已久，项忠开修一条渠道接济城市用水。此外又在泾阳县传统郑、白渠灌区开凿渠道，灌溉田地七万顷。诸此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敬重与感激。 　　万斯同对于明朝典籍包括《明实录》相当熟悉。国家图书馆藏万斯同《明史》，虽然学界对该书的认定尚有分歧，但大致认为是经万斯同审阅的明史稿本之一，也是王鸿绪后来改定上呈《明史稿》的基本依据。与上引《明实录》相比较，该《明史-项忠传》说明第一条渠道与龙首渠相关，对于后一渠道尽管灌溉区域更为具体，但“溉田七万顷”并未保留：“西安水泉卤不可饮，为开龙首渠三十里。又疏郑、白二渠，以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五县田，民祠祀之。”西安龙首渠此前即存在，“为开龙首渠三十里”意味着是对原龙首渠的扩建或维护。而疏凿历史上的郑、白渠，是为灌溉泾阳等五县农田，且只是说曾经有此建设行动与意图，至于灌溉效益、后果则未作任何说明。 　　再到后来王鸿绪的《明史稿·项忠传》，龙首渠部分毫无变化，郑、白渠部分则增加了“七万余顷”：“又疏郑、白二渠，以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五县田七万余顷，民祠祀之。”这里的“以”字比较关键，即疏凿郑、白渠是为了灌溉泾阳等五县田地七万余顷。 　　由《明史稿》改定的张廷玉《明史》，项忠传中的兴修水利记载与以上两书差异更大：“西安水泉卤不可饮，为开龙首渠及皂河，引水入城。又疏郑、白二渠，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五县田七万余顷，民祠祀之。”前一部分增加了皂河，即龙首渠与皂河相通。郑、白渠部分则删去原来的“以”字，若此则表述为疏凿郑、白渠后，灌溉泾阳等五县的面积达七万余顷。 　　以上均将项忠在陕的水利建设系事于天顺七年至成化元年(1463-1465)之间，即天顺八年(1464)前后。郑、白二渠原本是汉代之前关中渠道名称，当年水资源条件优越，但史载最高灌田面积大致为四万顷，宋元以降灌溉面积已呈显著下滑之势，何以明代反而高达七万余顷之多? 　　先看弘治年间项忠《自叙》记载：“成化改元，先帝即位，……关中井泉多卤，宋陈尧咨尝凿龙首渠，久而湮塞，民甚病焉，奏开渠三十余里，甃其两岸，名曰：通济。又浚郑、白故渠，凿山引灌泾阳田七万余顷，名曰：广惠。至今民德而祠之。”这里讲：因龙首渠湮塞，项忠奏开通济渠，渠长三十余里。至于二渠之间的区位关系、是否为同一水源等，表述并不明确。又疏浚传统引泾渠道，开山凿渠，取名广惠，灌溉田地七万余顷，百姓感激。七万余顷堪称惊天动地，但又似于天方夜谭。 　　吕、项两家世交姻亲，项忠去世后，吕瓽根据项忠所撰材料及自己所闻，在项忠《行状》中写道：“成化元年……关中井泉斥卤，故有龙首渠，宋陈尧咨所凿，久湮塞，居民病之，乃奏开一渠三十余里，傍甃以砖石，防其崩；又泾阳旧有郑、白渠，淤阻百年，亦奏募夫万人，凿山引灌军民田七万余顷，更名通济、广惠。民到于今怀德立生祠焉。”这里通济、广惠前后相连，语义容易混淆。明代中后期，关中至少有二处著名的渠道均称通济渠：一是西安城供水渠道；另一则是传统引泾灌区——明代广惠渠与元代王御史渠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