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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国家赔偿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及衔接 浅议《国家赔偿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及衔接 010年4月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较之于前，在归责原则、赔偿程序、赔偿范围等方面改进不少。但是同时，也留下了些许多遗憾，其中最大的漏洞就是对非刑事司法赔偿的规定过于粗糙 。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2016年全国法院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收案为1524件，其中刑事赔偿的案件占%，非刑事赔偿的案件占%；到了2016年则收案数量已经达到了2108件，其中刑事赔偿占%，非刑事赔偿的案件占%。分析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2016年《国家赔偿法》修正之后，赔偿案件的收案数量提高近三分之一，这侧面说明国家赔偿法的修正在一定程度上为权益受损的当事人提供了救济途径和立法保障，同时也减轻了当事人诉至法院的心理负担。数据反映出，国家赔偿案件中刑事和非刑事赔偿案件的比重相当，但总体来说，非刑事的案件较多，且近两年比重仍在上升。 　　而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中，仅在第五章“其他规定”中第三十八条规定了非刑司法赔偿，且仅仅是一笔带过地规定了“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而忽略了对非刑司法赔偿的赔偿范围、赔偿程序、赔偿方式与刑事赔偿的本质区别。 　　接下来，笔者将分析修正后《国家赔偿法》中非刑司法赔偿的缺陷，并从其与《侵权责任法》的衔接角度来思考完善方案。 　　一、《国家赔偿法》中非刑事司法赔偿的缺陷 　　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虽然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顺应了国际上国家赔偿法的发展趋势，是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亮点之一，但是任何进步都存在局限性：此处的精神损害赔偿仅限定于该法第三条和第十七条所规定的情形——忽略了非刑事司法侵权行为。非刑事司法赔偿和刑事赔偿及行政赔偿相比较，不过是行为主体和性质不同罢了，都将对当事人的财产和人身权益造成危害。对于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非刑司法赔偿在《国家赔偿法》中仅以一个条文规定，这样的疏漏使得立法缺少细致性和完整性。 　　《国家赔偿法》没有将民行错判纳入民行司法赔偿范围 　　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仅将民事、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情形纳入司法赔偿范围，未将民行错判有条件地纳入到司法赔偿的范围。 　　二、《国家赔偿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及衔接 　　对于国家赔偿法是否属于《侵权责任法》的特别法，学术界存在分歧，立法机关对于此亦未明确表态。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一书在介绍了国外关于国家赔偿法与民法关系的三种立法体例之后特别指出：国家赔偿法在很多方面与侵权责任法具有相似性，如保护法益、责任构成要件、归责原则、损害赔偿的计算、责任承担方式、免责事由、时效等，试图将国家赔偿法与民法完全分离，是很难做到的。这种观点应得到肯定，《侵权责任法》第五条所谓的“其他法律”当然包括国家赔偿法，因此，人民法院审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案件，凡国家赔偿法有规定的，应优先适用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的，仍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在此，我们可以借鉴《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角度和完备性，思考弥补《国家赔偿法》中非刑事司法赔偿缺陷的方法。 　　在赔偿标准及赔偿范围方面 　　《国家赔偿法》确立的是抚慰性标准，遵循生存权保障原则，赔偿范围过窄，赔偿额以抚慰受害人为目的而不是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失。在此种标准和原则的指导下，非刑事司法赔偿中，受损害当事人的间接损失得不到赔偿。如《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4款规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只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所谓“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是指企业商店、公民等停产停业期间用于维持其生存的基本开支，如水电费、房屋租金、职工基本工资等，而不赔偿在此期间能获得的必然利益。第5款中规定，对侵犯财产权的也只赔偿直接损失而不赔偿间接损失。 　　对此，我们可借鉴《侵权责任法》的补偿性原则，即在非刑事司法赔偿中，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支付能够弥补赔偿请求人所受实际损失的费用，尽最大可能使受损害方获得尽可能多的救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赔偿数额。 　　 在归责原则方面 　　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将第二条第1款中删除了“违法”二字，改变了我国《国家赔偿法》以违法责任为单一归责原则的局面。就民行司法赔偿适用何种归责原则，笔者认为应结合民行错判导致当事人损害的自身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