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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权利：一种和谐共同体生活视角的政治哲学理解 理解权利：一种和谐共同体生活视角的政治哲学理解 权利，是政治哲学的关键词，然而在究竟“何谓权利”这个问题上却是众说纷纭，这充分体现了权利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权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不断演变发展。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任何的权利理论都是在某种共同体生活所孕育的交往互动中得益于事实认知和规范确立之间的张力而形成的，因而必须要突破狭隘封闭的个人本位主义来从他者向度和共同体视角全面呈现权利概念的深厚文化底蕴。汉语中“权利”在英语中为right，在德语中为Recht，均包含了“正当要求”这一道德意指。权利概念为西方文化史所接纳已有七百余年，而中国人的现代权利思维是在西学东渐的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过程中确立的，距今也已有百余年历史。权利概念的一般性理解体现了独立个体的利益表达与要求，但是权利的真正实现却又远远突破了这一点，而具有深厚的文化和道德内涵，这也正是我们以共同体为视角对权利展开政治哲学分析的基础。 　　一、权利观念的西方历史文化生成 　　一般而言，西方权利观念的普遍形成发生于18世纪，在这一时期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原有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固定的社会等级结构被打破，人们自我意识和个体独立精神觉醒，基于平等追求的社会竞争与冲突取代了权力依附与权力依赖而成为社会的基本状态，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观，政治构思的世俗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权利观念在此时的普遍形成，并不能掩盖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事件所具有的文脉传承和历史延续，权利观念体现了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慢慢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自然法思想、正义观念以及契约精神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折射出了在西方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进程中人们的普遍精神向往和文化诉求，并与世界资本化以来人们实际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权利是一个具有浓重西方文化色彩的概念，“权利从内在的本质到外在的形式都与西方文化和历史传统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人权思想、人权观念、人权理论、人权制度都是在西方文明的画布上随着长期的历史进步而逐渐勾勒出来、逐渐成型、逐渐清晰、逐渐吸引了人们的注意的。”[1]76形成于西方文化语境的权利概念，反映了西方历史传统和社会生态的自然演化特点，同时也是西方文化为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与文明进步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现代权利观念历史文化生成的进程绕不开自然权利的问题，西方自然权利理论历史久远，是阐释现代权利来源的主导理论。“自然权利”的词源是拉丁文的jus nafural，也称为天赋人权，这种权利的“自然”体现了四层相关的意义：“第一，它们是生而有之，并不是习惯或社会赋予的。不管这些权利是否由神所赋予，所有的人都有资格拥有它们；这就是说，从与人们的存在不可分离的意义上，或仅仅是从人性的意义上，这些权利对人来说是自然拥有的，并且，它之所以是自然的，还有这样进一层的意思：正如理性发现自然法则那样，它们是可以被理性先验认知的。”[2]9这种先天的、为人所共有的、与人性不可分离的、能够为人的理性所认知的自然权利，在致力于打破出身差异、等级壁垒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无疑具有非常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在推进人类平等化发展的历史道路上确实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成为现代政治体制合法性考量的源泉与标准。近现代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据这种平等而无根的、不可让渡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自然权利而构思和规划的。 　　应该要看到自然权利观念在推进资本主义崛起和打破封建束缚实现人格独立与解放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必须要承认自然权利在权利发生的社会历史前提上的盲视，不管这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这个问题都无法忽视。也正是基于此，自然权利在轻而易举地抹杀了家庭出身、阶级归属、经济地位等方面的现实差异后就与抽象性、非历史性、空洞性等诸多的消极负面评价语汇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按照萨姆纳的解释，古典自然权利理论的全盛时期主要体现在17世纪，格劳秀斯、普芬道夫、洛克等人奠定了革命性权利言论的宣言，并在19世纪后期为英国的功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取代，而现代自然权利理论的复苏则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体现在英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中。[3]4-85不管是古典还是现代的自然权利理论都在“权利为什么是自然的”、“权利的来源和依据是什么”等问题上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而这也正是自然权利理论遭到人们质疑的重要原因。尽管自然权利理论蕴涵了一种平等而完美的社会秩序形成的逻辑起点，然而这种貌似普适性的价值追求在遭遇到社会现实问题的考验时难掩其空洞无力。各种自然状态的构思以及由此而演化出的契约理论都在追求一种普适性的制度安排，如影随形与之相伴的是抽象政治构思的乌托邦迷城以及人类依此实践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对于权利主体背景性文化支撑的无视和超历史定位，将使我们陷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