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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经济学思维下非营利组织财务社会监督机制探究 监督经济学思维下非营利组织财务社会监督机制探究 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声誉产生巨大影响，其引发的信任危机也使“红会”接受的捐赠锐减。是什么让社会公众对“红会”产生如此大的不信任？而怎样才能减少这类事件给非营利组织带来的影响呢？本文主要从监督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加强财务社会监督来实现对非营利性组织的监管，通过政府、社会公众、捐赠者以及其他非营利机构的监督使非营利组织能合法、有效运行。 　　一、监督理论与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 　　监督经济学是监督理论最新的发展成果，其将监督视作一种由供求关系进行分配的商品。监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正是由于社会上有着监督的供需关系，监督才得以存在。那些想方设法当选的政治家是监督商品的供应者，他们用以换取资源与选票，而监督的需求者是那些能够利用监督从政治家那里得到利益的相关者集团，他们为了得到一定的政治庇护而承担相应的政治成本。这对于政治家和利益集团来说，无非是双赢的，政治家可以借助利益集团的力量当选，而监督者可以凭借政治联系获得捐赠和补贴。政治决策与市场决策是显著不同的，因为政治决策是强制执行、只能进行一次并且是间断的，并且同一时间有很多企业与行业为了实现自己特定的目标而寻求政治庇护。所以，监督已经不是一种纯经济的现象了。非营利组织的监督也是机构自身和相关利益者双方的需求，财产的提供人和受益人为了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需要了解机构的财务状况，非营利组织需要监督从而继续获得资源，而监督人也可以通过监督了解组织的财务状况，以提供下一次的资源。 　　在经济学中，监督作为一种产成品，成本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也是监督的目标。在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的成本利益问题上，我国学者已经展开了研究。一方面政府的监督是存在成本的。学者侯江红认为政府监督成本包含直接和间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是指政府内部机构的直接监管支出，间接成本是监管执行过程中耗费的成本。另一方面，政府的财务监管也能带来良好的效益，特别表现公益性效益上。财务监督可以提升非营利组织的对外形象，可以防范腐败，在保证非营利组织管理质量的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财务监管在非营利组织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构建和实施过程中，非营利组织要重视和支持政府的财务监督，同时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社会都要积极参与到监督中，相互合作，实现成本效益的最优化。 　　二、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的现实考量 　　从“红会”事件看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监督 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统一的红十字会组织，主要从事人道主义工作，同时也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但是，“红会”的宗旨从2016年6月开始受到了极大地质疑，原因是微博炫富的“郭美美事件”。2016年6月21日，一名叫“郭美美baby”的新浪微博网友受到了关注，这个二十岁女孩自称“开玛莎拉蒂，住大别墅”，微博上面显示的认证身份竟然是“中国红十字会总经理”。这位女孩的真实身份众说纷纭，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同时，也造成了网民和人民对红十字会的不信任。数据显示，自从郭美美事件发生后，7月份全国的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与上年相比环比下降50%，红会接收的捐赠锐减。 　　事实上，在“红会事件”中，隐藏着巨大的诚信危机，而如何提升约束性的监督力量使得非营利机构的诚信度得到提高，从而使财务违规行为减少发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个案例中，“红会”的财务监督主要出现了以下问题：第一，关于财务信息公开的制度还不够完善。非营利机构只有进行透明化经营，通过财务信息公开，才能保证监督的进行。第二，独立外部审计监督的缺乏。在“郭美美事件”之前，红会没有独立的外部审计监督，难以保障其财务的可靠性。第三，日常性财务监督的缺乏。只有对实施过程进行监控，对组织章程进行制定，才能衡量公益目标的实施程度。总体而言，财务腐败是慈善机构履行公共受托责任时候的败笔，解决非营利机构的“困境”，只有通过构建严密的监督机制。 　　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存在的问题 “红会”这个典型个案表明，在我国，非营利机构的财务监督是一个必要而且长期的任务，在总结我国非营利组织目前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发现其财务监督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国家层面：财务监督力度不够。由于国家拥有独特的强制力，其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主要监督者之一，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政府部门职责的不明确分工和不完善的法律法规，国家的财务监督效率非常低下。虽然财政、审计、税务等各个部门都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但是由于职责分工和法律权限不明晰，导致了财务监督成本非常大，但财务监督效果不理想。在不改变这种格局的情况下，就算加大监督的力度，也是事倍功半的。社会层面：财务监督驱动力量薄弱。因为财务资源的产权公益化性质和财务信息的不对称性与外部性，社会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