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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图书馆* 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图书馆*、 1 引言 　　自图书馆出现及图书馆学问世以来，图书馆人也同苏格拉底提出哲学三大问一样，不断思考着“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而也就衍生出对图书馆的多样化定义。探寻图书馆的本质属性，似乎成为图书馆学人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然而，如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对图书馆的本质属性也难以得出唯一真理性的论断。这正如蒋永福先生在《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一文中所言：“图书馆不是自然现象，它的所谓始基和本质其实是人的主观建构的产物，并非它本身所固有的东西。随着图书馆理论研究的深入，有一种观点被图书馆学界普遍认同，即认为图书馆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亦即“图书馆是人类记忆装置”的理论。这一理论从社会记忆的角度解释了图书馆何以自立于世的追问。本文所述无意将其界定为图书馆的“本质”，仅旨在通过对这一理论的探源，探索社会记忆理论与图书馆的应然及实然联系。 　　图书馆社会记忆研究溯源 　　有关图书馆与社会记忆关系的公开表述，最早的成果即是我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于1928年在其发表的论文《研究图书馆之心得》中提出的，他指出：“图书馆的功用，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一个人不能完全地记着一切，而图书馆可记忆并解答一切。其实，早在1925年，杜定友在其出版的《图书馆通论》中就论述过图书馆与社会记忆保存间的逻辑：“言语文字，遂为人生必需之工具，不可须臾离也。而言语文字，尤不可偏废。有言语而无文字，则往者不可考，来者不可述，天下文化，荡然无存矣，故自古皆以文为重。……人类而无图书馆，则其文化学术断难传播，而图籍之保存与运用，又端赖于图书馆。他进一步指出：“吾人能利用书籍，则德行行为，无不受笔墨思想之暗示而改良之。这一思想隐含了图书馆作为社会记忆装置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作用。 　　1933年，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在其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中，将图书馆定义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机制，而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移植于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去的社会装置”，并从“科学的性质”“社会学问题”“心理学问题”“历史学问题”及“实际的思考”方面对图书馆的“社会科学”地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图书馆社会记忆理论提出的几十年间，我国学者很少对其内在机理进行系统的解释，使这一理论仅停留在人们认知的初级阶段。2000年，蒋永福先生以知识记忆的角度对图书馆学进行了重新解读，指出图书馆是人类的知识公共记忆需要的产物，并对照人脑的知识记忆结构，指出图书馆也具有相似的知识记忆结构；并且还提出，为用户的知识记忆服务是图书馆的宗旨，图书馆学应重视对用户知识记忆结构的研究。蒋永福的观点从发生学的角度解答了图书馆与人类知识记忆的关系，并阐释了二者的内在机理。此后的十年间，这一理论再度陷入研究“真空”，乏人问津，似乎这一理论“不证自明”。2016年，魏幼苓等人从图书馆经典微观活动、各个时代图书馆活动及各种类型图书馆活动三方面入手探索出图书馆的本质意义在于文献的存取、社会记忆存取及知识存取，推导出人类记忆的存取是由图书馆来完成的.同时，比对图书馆与学校、书店、档案馆、情报所、媒体等机构的本质特征，证明了图书馆存取社会记忆是其本质。2016年，熊伟从广义本体论角度提出社会知识记忆是解释图书馆存在及运动的统一视角，借鉴社会记忆理论揭示出图书馆的独特本质是人类永久记忆客观知识精华的社会机制。2016年，黄晨和虎姣玫提出了图书馆发挥社会记忆功能的方法应为内容策划、资源搜集、建库保存和发布传播等。 　　无论是从发生学角度，还是辩证唯物角度和本体论角度的论证均可对图书馆作为社会记忆装置理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也就意味着，图书馆与社会记忆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然而，随着社会记忆理论的不断发展，图书馆属于何种社会记忆类型，其存取记忆又遵循哪些原理等问题仍需给出解释，这便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社会记忆理论的发展理路 　　几乎与杜定友先生提出“图书馆的功用，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理论同期，19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记忆受社会因素的制约是哈布瓦赫的核心论点。他完全抛开记忆的身体基础，而强调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利用参照框架来记录和寻回记忆，记忆不可能存在于这个框架之外，并认为记忆与遗忘均属社会现象。他认为，记忆是对过去的指涉，而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哈布瓦赫关于社会记忆的理论提出近半个世纪之后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为此，美国社会学家纳默慨叹：“一位研究社会记忆的理论家几乎完全被人遗忘，这或许会让人看到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