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文学“自由”话语的理论建构.docVIP

论中国现代文学“自由”话语的理论建构【提要】 中国 现代 “自由”思想渊源于对西方“自由”话语的输入，但由于文化传统、知识结构、现实语境、 时代 要求以及翻译等诸多原因，西方的“自由”话语在输入的过程中其意义发生了衍变，最初的“自由”主要是个人自由，后来则衍生出民族国家自由的涵义，并且在现实与逻辑的层面上二者具有统一性，从而形成既不同于中国近代“自由”又不同于西方“自由”的中国现代自由话语。 　　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自由”是一个“关键词”。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和思想体系，它深刻地 影响 了中国现代文学，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自由”是一个外来词，近代之初输入中国，但在输入的过程中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语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异，变异的最终结果是“自由”中国化。因此，中国的自由话语虽然源于西方，但却异于西方，它一方面保留了西方自由话语的某些基本内涵，但同时在内涵上又有所延伸和衍变，从而形成中国自己的自由思想体系。“自由”输入的过程和在汉语中演变与衍生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自由”话语的建构过程。应该说，中国现代自由话语不仅与西方自由话语有着本质的差别，同时也有别于中国近代自由话语。那么，中国现代自由话语在 理论 上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与西方自由话语和中国近代自由话语有何区别？它是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的？本文试图回答这些 问题 。 　　中国现代自由话语是逐渐建构起来的，而在这建构的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想的输入及衍变具有关键性。中国现代个人主义本质上属于“自由”的范畴，因此，考察个人主义话语的特点及其形成过程，对于认识中国现代“自由”概念的涵义是非常重要的。 　　五四被称为个性解放的时代，五四新文学被称为“人的文学”，但这并不是说从前的 社会 不重视人及其个性，也不是说从前的文学没有反映人的生活和表现人的精神。“个性解放”和“人的文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五四时期，个人被置于中心地位、首要地位。中国古代、近代也重视人，但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国家和民族，只有在不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时，个人才得到尊重，而五四则改变了这样一种个人与国家的从属关系。五四虽然仍然强调国家民族的终极性，但并不把人完全从属于国家和民族，“人”本身在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具有根本性。周作人引马庆川的话说：“人类或社会本来是个人的总体，抽去了个人便空洞无物。……个人外的社会和社会外的个人都是不可想象的东西。”[1]在周作人看来，个人是社会或人类的本源，人类或社会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个人，所以他说的个人主义从根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2]。“中国所缺少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3]，因此他主张提倡个人主义。所谓“彻底的个人主义”即“人间本位主义”的个人主义，也即强调个人优先于群体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同于群体优先于个人的近代个人主义。正是在这种不同的意义上，周作人的个人主义属于中国现代的“自由”话语。 　　“人的文学”和“国民文学”就是在新的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这里，“人”和“国民”具有同义性，在内涵上已经与中国传统的“人”和近代梁启超等人所说的“国民”有了很大的不同。“人的文学”即“国民文学”，从根本上也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文学。所以周作人说：“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4]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在个人主义的意义上，“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是人性。”[5]“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人的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6]再有，他说：“我想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的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人家分类的说来，可以说这是个人主义的文艺。”[7]在另一个地方，他说：“文艺是人生的，不是为人生的，是个人的，因此也即是人类的；文艺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离而非合并。”[8]对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周作人还有很多论述，从上面所引诸话来看，周作人实际强调“人的文学”就是个人主义的文学。他承认文学具有人类性，但这是建立在“人类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一前提基础之上的，“人类”在周作人这里实际上被个人化。他反对把文学纳入国家、种族和家庭的范畴，反对把文学当作实现国家、种族和家庭目的的工具，因为如果是这样，个人主义在文学中就会受到伤害从而泯灭。在周作人那里，个人主义文学本质上是把个人从国家、种族和家庭中解放出来，而不是纳入其中。当然，周作人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比较特殊，他自己称之为“彻底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极端个人主义。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