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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 论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 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从“器物”现代化向“制度”现代化的转变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自觉选择的结果，内在包含着民主的要求。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1]。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对建构国家基本制度框架、助推行政体制改革、涵养公民精神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功能。首先，国家制度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协商民主有助于汇集各方面智慧力量来完善国家治理制度，共同为宪政体系建设奠定良好基础，从而提升国家治理的制度供给能力[2]。其次，协商民主有助于理顺国家治理所需要面对的官民关系。这主要是通过民主机制和法治机制，有效制约权力滥用。协商民主进入行政决策程序，有助于更广泛地吸纳民意，避免决策不公，进一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水平，为改善官民关系创造条件。再次，协商民主有助于涵养社会核心价值。作为政治技艺的民主需要参与者具有良好的德性，否则民主制度的效果会受到影响。社会核心价值是社会广泛对话争论的结果，是不同利益群体就价值进行理性讨论所获得的共识。争论和对话本身就是治理的重要环节，社会核心价值就在对话与交流中自然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协商民主是涵养社会核心价值的必由之路。基于此，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发挥协商民主的积极功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贡献中国价值。 　　一、发挥协商民主的政治治理功能，扩大政治开放性 　　亨廷顿认为，实践中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传统政治体制的变革，还常常意味着它的解体。我国要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过程中，既维持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性，又有效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就要求以可控的节奏促进政治开放。协商民主是在党的领导下扩大我国政治开放性的科学路径。政治开放性是指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群体开放，让各种不同利益群体都能有效表达自身利益诉求，进而影响公共政策。 　　协商选人，扩大人事开放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精英主要是从党内体系培养起来的，一旦官僚化，政党就可能失去和社会的关联。我国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执政党应在通过公务员考试制度录用人才的基础上，向社会扩大开放，广泛吸纳社会精英，以增强执政的社会基础。 　　协商议政，扩大政策开放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层的参政要求日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不仅给予私营企业宪法保护，也允许符合条件的私营企业主入党。随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的不断扩大，这部分群体的参政议政要求也将逐渐增加。因此，要将他们纳入到国家政策制定程序中，以增强政策的开放性与合法性。 　　协商施政，扩大行政开放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这是在党的文献中首次使用“政府治理”。政府治理要求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做到：尊重权力来源的多样性，体现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组织作为合法权力来源的重要地位；政府与其他多元主体形成密切、平等的网络关系，通过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完成治理过程；鼓励参与者自主表达、协商对话，而不是习惯性地进行命令和控制；不仅运用行政权力，还善于运用市场、法律、文化以及习俗等多种治理方法和治理技术。 　　二、发挥协商民主的文化治理功能，促进多元文化共生 　　文化领域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是促进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要发挥协商民主的积极功能，实现文化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实现国家有效治理。 　　吸纳优秀传统文化，建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文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媒介，还是决定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方向的重要因素。文化与国家治理体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一般来说，国家治理体系与文化是同质的，有什么样的文化，就可能建构出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有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就可能形成什么样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成为维护国家统一、调节社会关系的重要准则。我国必须在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有效建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 　　回应人民群众需求，建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建设具有价值牵引和人文塑造功能，是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关键环节，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和谐具有重要作用。在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既要不缺位也要不越位。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政府要承担法定管理职能和监督职能，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要加快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充分鼓励市场、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事业，以多元发展增进文化活力和竞争力。要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