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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与自我书写中孙觌形象的矛盾性
论历史与自我书写中孙觌形象的矛盾性 论历史与自我书写中孙觌形象的矛盾性
孙觌,字仲益,号鸿庆居士,常州晋陵人。徽宗大观三年中进士。政和四年又中词科,改秘书省校书郎,掌校讎中秘书。宣和七年,钦宗即位,以国子司业擢侍御史。钦宗靖康元年二月,上书论太学生伏阙事,责知和州;八月,召还,再司言职,后召试中书舍人兼资善堂撰文官;同年十一月,金兵破汴京,随钦宗入金营,草写降表;十二月,权直学士院。绍兴元年,复龙图阁待制,知临安府。绍兴二年,以赃罪除名,象州羁管。绍兴四年,放还。绍兴五年归隐太湖,此后深居二十餘年。绍兴二十六年,复左朝奉郎。乾道五年,卒,年八十九。以诗文著称,尤擅长四六骈文,有《鸿庆居士集》《内简尺牍》等传世。
一、历史评价中的孙觌
对孙觌其人的评价,宋代大儒朱熹的小品文《记孙觌事》最有影响,主要描写孙觌“草写降书”媚金求荣的丑行秽迹。这篇短文一出,孙觌在历史上卖国求荣的形象便被定格。关于孙觌的主要事迹,《四库全书总目·鸿庆居士集》的介绍较为完备,照录如下:
觌,字仲益,晋陵人。徽宗末,蔡攸荐为侍御史,靖康初,蔡氏势败,乃率御史极劾之。金人围汴,李纲罢御营使,太学生伏阙请留,觌复劾纲要君,又言诸生将再伏阙。朝廷以其言不实,斥守和州。既而纲去国,复召觌为御史。专附和议,进至翰林学士。汴都破后,觌受金人女乐,为钦宗草表上金主,极意献媚。建炎初,贬峡州,再谪岭外。黄潜善、汪伯彦复引之,使掌诰命。后又以赃罪斥提举鸿庆宫,故其文称《鸿庆居士集》。[1]
四库馆臣用“怙恶不悛”四字来评价孙觌,这也是自南宋以来对其基本的评价。那么,前人对孙觌的这个评价缘何而起呢。
首先是专附议和。在讨论孙觌专附议和之前先看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兵大举南侵,徽宗匆忙禅位于钦宗。李纲守开封。钦宗靖康元年,金兵再次围攻开封。此时朝中大臣多数主和,主战派惟有李纲、种师道等人。钦宗以李纲为右丞,击退了金兵对汴京的围攻。金人转而向宋提出议和的请求,以金银及割太原、中山、河间三地为退兵条件,钦宗同意。李纲得知钦宗同意后,留住割地诏书,以期再取胜利,不料在靖康元年二月一日大败。由此李纲被罢相。五日,太学生陈东等几百人伏阙上书请求再次启用李纲,李纲得以又被封相。次日,击退金人。靖康元年的这几次战争在朝堂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孙觌在这一年接连上书皇帝,表达主和的愿望。在《侍御史论和戎之札子》《侍御史论和戎之札子》这两篇文章中,孙觌从历史出发,认为钦宗时期的国力不足以和金抗衡,因此议和才是解决两国争端的最好方式。
其次是草写降书。关于孙觌代草降表一事,朱熹曾写过一篇小品文《记孙觌事》专门记录此事:“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觌不复辞,一挥而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词甚精丽,如宿成者。虏人大喜,至以大宗城卤获妇饷之。觌亦不辞。”[2]短短几十字,朱熹已把孙觌草表媚金、卖国求荣之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然而,草写降书的整个过程,是否如朱熹描写的那样,其实很难确定。另外朱熹文中写道“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并无任何史料可证,明显只是作者的猜测,因而朱熹之文并不备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价值。但因为朱熹的影响力,更因为“草写降表”是既定的事实,孙觌在历史上卖国求荣的骂名却就此奠定了。
最后是临阵退缩。靖康元年,金兵再次围攻开封,朝廷派专使议和。此时孙觌任东壁提举官。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濒临城下。其后,孙觌上书何丞相,乞求免去自己东壁提举官的职务。孙觌乞免东壁提举官之事在当时国家危难之时无疑是一种胆小怯懦,只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不顾全大局,给世人留下他贪生怕死、胆怯畏敌的印象。
以上所列举孙觌“专附议和”“草写降书”“临阵退缩”的政治行为的确可以把他打入品行不佳之文人行列,历史以“怙恶不悛”评价亦不乏证据。
二、诗歌中的孙觌
孙觌人品不佳,似乎不容置疑,然而阅读孙觌的诗歌,却发现孙觌的自我评价与历史对其定位却有所不同。《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3]诗歌是古代文人表现自己志向、心声的一个有效工具。即刘勰所云:“人察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4]对孙觌的人格进行评判,不能完全漠视孙觌自己的表述,尤其是“言为心声”的诗歌。
孙觌诗歌题材内容广泛,抒发的多是感时伤怀、忧国忧民、哀伤往事,追悔年华、遁世归隐等情感,其诗歌中的个人形象性情高洁。下面对其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一一介绍。
1.感时伤怀,忧国忧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民之形象
孙觌活跃于南北宋之交,正是徽宗、钦宗、高宗执政期间,更是宋代多灾多难的时期,准确地说孙觌目睹了腐朽黑暗北宋的灭亡和摇摇欲坠南宋的建立,遭遇乱世、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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