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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哲学的人文精神三题 近代西方哲学的人文精神三题 经过漫长黑暗的中世纪，欧洲进入了近代史的新时期。近代西方哲学是指15世纪中期到19世纪40年代的西方哲学。这一时期的哲学从中世纪神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重新闪耀着智慧之光。近代西方哲学重视人的问题，强调科学与人道主义精神，力求将人从神力之下解放出来，把人的尊严、价值、自信建立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用人文精神来反对神本位思想，提倡个性解放、个人幸福，尊重知识和力量。这种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人性的探索，启迪着人们对幸福、平等、自由的追寻。 　　这一时期，哲学家们谈论最多的是人性解放和知识的问题。特别是后者，在他们看来知识的问题就是理性的问题，而人性和理性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一时期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人文精神，也称为人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本主义、人道主义，泛指以人为中心，把人当成裁判和衡量一切问题的标准和尺度，引导人们以崇真、向善、求美、爱自由为旨趣，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人的方式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思想。这样的人文精神具有一种冲破性——冲破封建神学的枷锁，将人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它还具有一种重塑性——重新界定人的价值和地位，肯定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凭借自己的努力能够获得幸福。 　　一、对“神本”的拒斥 　　在中世纪，基督教及其教会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经院哲学家们将基督教的信条理论化，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系。它控制着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思想文化的各部门，成为封建统治的基石。神学高于哲学和科学，哲学成了供神学驱使的奴仆。中世纪的为神学服务的思想认为，神高于人，是神创造了人，创造了万物，人要绝对服从于神，信仰高于一切。由于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偷吃了禁果，犯了大罪，他们的罪恶被遗传下来，所以作为他们子孙的人类生而有罪，都将受到惩罚，一生都得受苦受难。人只有敬仰上帝，信仰宗教，服从宗教的教条教义，忍受苦难，鄙弃一切现世的物质欲望和享受，在来世就可得到救赎。在这种思想的禁锢下，人不可能有自由和平等，不可能有人之为人的尊严，人只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一件玩物。与此相反，近代西方哲学家们认为人是自由伟大的，人有人的尊严，人可以追求现世的幸福。他们极力抬高人的地位，贬低神的地位，对宗教神学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猛烈的批判。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在他的著作《愚神颂》中以讽刺和幽默的笔调批判和揭露了教会人士的禁欲主义的伪善面目。他指出教士们里面身穿昂贵的羊毛制衣，外面却穿着麻布衣服来掩人耳目;享用着山珍海味，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却装作“见了钱就躲避不已，好像见了毒药一样”。[1]爱拉斯谟指出，这是种伪善的禁欲主义。教士们要求他们的教徒在金钱面前退步，在快乐面前禁欲。爱拉斯谟则强调人应享受现世的快乐，他说：“如果你把生活中的快乐去掉，那么，生活成了什么呢？它还配得上称作生活么？”[2]他用这种快乐与教会人士的虚伪的苦行对立起来，提倡人要摆脱教会的束缚，追求现世的幸福。 　　唯物主义者弗兰西斯·培根极力宣扬发展自然科学，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肯定了人的价值和知识的作用。他对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院哲学进行了猛烈攻击，认为经院哲学不仅不能给人们认识自然提供指导，而且为了神学的目的会竭力阻止和压抑人们认识自然事物、发展科学技术。为了给人的认识扫除障碍，他提出了阻碍人认识的“四假相”，并指出只有清除“假相”对人头脑的影响，人们才能获得真理。虽然培根不否定对上帝的信仰，但他鼓励和主张人们要摆脱中世纪传统观念的束缚，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为科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胜利，获得人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大卫·休谟在他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哲学中，否认了上帝对他物的作用，并公开驳斥了贝克莱关于上帝无所不能的观点。休谟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他只承认感觉经验的存在，他将一切都诉诸于感觉经验，认为不能被心灵感知的事物都是不存在的。他说：“我们的观念超不出我们的经验：我们没有关于神圣的属性与作为的经验”，[3]那么神的作用和他的那些属性都是不可知的。他反对基督教用“神迹”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认为这是白费功夫的，因为基督教所说的那些神迹根本不能被人类的经验感受到，因此基督教的教义以及《圣经》都是捏造的。在与“神迹”相对立意义上，休谟提出了道德感是人的本性，它是普遍的，人人共有的，人们的道德感影响着他们的行动。拥有道德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而不需要借助于神的作用。休谟从他的怀疑论出发，对宗教神学论证上帝存在的做法提出了批判，对“神迹”思想进行了坚决的驳斥。 　　对“神本”的驳斥贯穿于整个近代哲学史，人们对神学的批判和揭露从未间断。到18世纪，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法国，在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