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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课题组第二届（2008·7）吉林年会发言专稿 今古通融：谈中国语文教育的“人文性”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诗文化研究所 陈向春 所谓“今古”是以西方人文为“今”，以中国传统人文为“古”。两者汇合早已是中国现代文化演变的重要事实，亦为将来文化进一步发展之趋向。“通融”之意，则要表明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关键在“能通”，能通方能相融成新的境界。今日之现实，仍只可说是一种“半通”的状态，与“融”的理想境界尚有遥远的距离。也就因为这一“半通未通”的社会和时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人文性”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起来。 对于中国语文来说，在当前的信息化、物质化充分发展着的今天，它所遭遇的最大挑战乃是如何不丢掉自己的传统文化，吸取中国古代语文教育之精华的问题，因为唯有如此，方能“主体明白”，方能“有根底”地与西方文化对话勾通，推进中西的“人文”渐渐达到“融”的境界。 一直以来，“人文性”话题被高度地关注着，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各种刊物发表的，包括网络上可查询的论文，以及出版的有关著作，其数量相当惊人。就这些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其中对于“人文性”提法的表述还比较混乱，远没达成共识：西方路线的解读为强势，本土路线的解读为弱势；而在践行“人文性”的课堂里，与应试合拍的技术性、知识性操作作为一种惯性运动，照旧强势。语文的“人文性”论题，交织着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各种复杂问题，其讨论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语文教育范围。本文仅针对当前中国语文教育“人文性”的讨论，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论争的过程 中国语文界对语文学科“人文性”的关注，自90年代初开始，至今有近二十年的时间。各种意见的发表和伴随的争论，大致可分为4个时间段落： （1）倡导。语文教育开始提到“人文性”并引起广泛注意，一般认为是于漪老师在1995年第6期《语文学习》上发表题为《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一文。文中特别强调“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原来是突出语言工具训练，现在要与人文教育结合。显然，这是针对当时语文教学现状的反思。当时的现状是“应试教育”，最根本的弊端是急功近利，舍本求末，忽视对人的全面培养，影响所及，一直到小学低年级。这个现状直到今天也没有根本改变。但比于漪老师更早论及“人文性”的是浙江师大的王尚文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的《语文教改的第三浪潮》一书里，他非常明确地提出“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是人文性。”王先生说：“解放以来，语文教改的第一浪潮，片面强调政治性为基本特征，第二浪潮，片面强调工具性。为深化语文教学、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应当掀起以突出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浪潮，把语文教学与青少年的思想、感情、个性、心理等的成长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直言不讳：“1950至1980年，语文课的属性是政治性。1980年至今，语文课的属性是工具性。” （2）高潮。到上个世纪末的1997至1999年的两年里，中国语文界对“人文性”的张扬形成高潮之势。1997年11月份开始，在《北京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所展开的语文教育大讨论成为这个高潮的标志。这次大讨论由于媒体的介入，几乎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对语文教育弊端的大批判。 （3）实践。进入20世纪以来，直到2006年以前的六年时间里，中国语文界似乎对“人文性”达成了某种共识，许多老师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努力地去探索工具性与人文性“两者统一”的各种有效途径，然而争论没有停止。 （4）质疑。到2006年以后，对语文教学张扬“人文性”给予质疑的声音又变得强烈起来。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说：“我不赞成那种过分人文化、文学化的语文课改。我们不应当把新课程理解为就是加大人文性，弱化工具性。”曹文轩教授说：“目前的语文教育现状实际已经暴露了这几年人文教育力量过于强大和工具性教育相对薄弱的缺陷。”陆俭明教授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语文课上过于强调人文性和文学素养的教育。”崔峦《在全国第五次阅读教学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中大声提醒说：“任何时候都要清楚“语文”是干什么的，牢记“语文”的目的任务。”老教师张大文先生直言“当前语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其规律性和工具性的忽视而空谈思想性和人文性。”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语文教育演变的方向，从否定工具性开始，似乎又返回到起点上来，在张扬了一番人文性之后，人们发现：原来靠得住，落得实，操作性强的还是工具性；在具体阅读教学中，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性”挖掘，重新取代“人文性”的关注；人们埋头实践，寻找两者之间的和谐统一，可是达成的那种统一却不一定是有效的，令人满意的。——语文到底是干什么的？这样的质疑终于又再次发出来。在各种思潮翻涌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无可争议，达成了共识的：“人文性”旗帜的张扬不是哪个人振臂一呼成就的，从根本上说，那是源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