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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手工新文化阶段中的艺术态度 　中国人对新的西方艺术观念的真正接受始于近代。一般将1902年称为新美术运动的起点，就是因为在这一年张百熙提出“开设图画手工课”的要求。且自1902年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在态度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开始由器物性转而关注精神性，美术界也由初期单纯技术知识的片面接受转化为技、艺合一的全面理解和接受，由工艺向绘画、雕塑、建筑等学科全面铺开。 　　张百熙在1902年《进呈学堂章程》提出“中小学均应开设图画手工课”，继而有张之洞1903年在《奏进学堂章程》中倡议“高等小学堂一、二、三、四年级图画课每周各两堂”。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批美术教材。中国的美术学校教育，是从最基础的小学开始，后及中等教育。为满足普通美术教育的师资需要，师范类院校首先开设中、西绘画课程，以图画手工课程揭开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序幕。 　　1902年，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刚开办，即设图画、手工课程：1906年增设图画手工科(甲班)：次年又招乙班，学制均为3年半。从时间上看，两江师范学堂并不是最早开设美术课程的学校。在此前的不少洋务学堂和近代实业学堂都曾开设过类似课程，如1867年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开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就于开办的次年开设绘事院，“内分二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但是这些学校都只是将美术课作为实业教育的一门基础课程或工具课程，始终没有上升到专业学科的高度，也没有被作为学生素质培养的手段。在众多的近代官方机构中，只有三(两)江师范学堂一直保持了美术在课程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并且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我国最早的美术教育专业体制－－图画手工科。 　　如果我们更深一层的探究，就可以发现，这实际上表明了中国人看待现代美术的观念转变。将土山湾美术工艺场的训练手段和图画手工课的教育方式相比较，就更容易看出来。在土山湾美术工艺所中，学徒开始阶段的主要学习任务就是描摹圣像画，主要包括水彩画、铅笔画、木炭画、擦笔画、油画，然后就为在沪上的各个教堂制作各种圣像画和工艺品，也描摹一些欧洲名画出售。可以说完全没有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培养，注重的只是技术或说技能层面的美术。 　　而三(两)江师范学堂的图画手工课则以美术技能传授为手段的教育，其目的是直接为了满足学生的生存需要，并考虑到学生未来的发展和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这样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为了下一代更好的发展和生活打下全面的基础，而不仅是为了向他们传授一种生存技巧。这成为蔡元培在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直接源头，应该说这是对美术功能的一种完整意义上的认识。 　　这种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比十年后力主改革美术的康有为更为先进。康有为无论是在游历欧洲时发出：“非止文明所关，工商业系于画者甚重”的感叹，或是在《万木草堂藏画目》提出“今工商百器皆籍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均是从图的层面，而没能触及画的高度，也就是说，康所关注的重心仍是再现而不是表现的问题。 　　“图画手工”科的开办是一个标志，通过它我们开始用正眼打量现代艺术。在混乱的历史情景中，通过“图画手工”课程进入中国的，不仅是先进的绘画技术，更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由此也可以说“图画手工”是中国现代艺术生发的源点之一。 　　当下的文艺新貌 　　图画手工科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教育史上的先河开创，更是体现出当时国人在社会剧变之中的艺术态度。从长远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思想和文化生机的勃然涌动，往往和两种社会状况同步，一种是急剧变化、社会原有规则变动不已的时期，例如春战时诸子的百家争鸣，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国均是如此；另一种则是伴随着长期安定平稳的社会状况而产生，例如盛唐文风和明代王守仁的心、理之学等也大都如此。上世纪之初，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的喷薄实际上是国人对旧有规则被极度破坏的社会现实的思想反抗。而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和物质的发展程度都能在各种统计数据中看到，而近年的文艺，尤其是大众文艺，也相应有越演越烈之势。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文学、电影和音乐等方面。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最好的表现形式之一，最能够用语言文字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文学的创作形式由于公众传媒的日益多样化，越来越表现出新的生命力，近年更是体现出更大的参与性。如果说80年代传入的港台武侠文学将小说的形象拉下了神坛，那么经历了90年代前期的寂寞，由倪匡、黄易等人开始的新一轮风潮不仅开拓了小说创作的模式，更使读者改变了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方式。尤其是黄易一系列作品从“穿越”的主题到长篇连载出版的形式都成为现在网络文学中最大类别的源头之一。而这种迅猛发展出来的新形式――网络文学――的原创作品从无到有，从爱好者的业余投稿到职业写手的出现，从单纯的网络阅读到大量挤占正式纸质出版物市场，种种现状都使人不得不承认新文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