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需要什么样司法权力？.docVIP

21世纪：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权力？司法改革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重要话题之一。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讲话，学术界连篇累牍的文章，此起彼伏的研讨，司法界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措施，似乎该写的都已经变成了白纸黑字，该说的都已经充分表达，能实践的都已经操作了。然而，在这么多的努力之后，人们对司法改革的成果评价甚低，失望经常大于期待。因此有人认为，司法改革的现有资源已经穷尽，改革家和学者们似乎应该改弦更张，为依法治国寻找下一个改革热点。 这当然是不可取的。对于建议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一个宪法目标来说，一个现代化的司法制度是不可回避的条件。这不仅仅是一个法理学命题，也是法治自身的逻辑。所以，不管改革的道路如何曲折，我们都只能一往无前。当然，司法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是一次界限清楚的活动。社会在发展变化，维护社会公正的司法也要随之调整。从全球范围看，不管是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国家，还是实行议会至上制度的国家，都在进行司法改革。不同国家司法改革的动因不同，因此改革的目标也不同。例如，在很多法治成熟的国家里，司法改革经常是技术性和功能性的，例如，简化繁琐的司法程序，或者扩大非诉讼解决争端的范围，以解决诉讼成本过高和诉讼拖延等典型问题。在发展中国家里，司法改革的呼声和目标更倾向于建构司法独立，防止司法腐败等制度建设。 和其他国家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相比，中国的司法改革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其深度和广度是任何其他国家所进行的司法改革都不能比拟的。从深度上讲，中国正在把一个根据计划经济和行政权力至上模式设计的司法制度改革成为现代化的、对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对外和国际规则相衔接的司法制度。从广度上讲，中国的司法改革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包括技术层面的和文化层面的改革。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司法改革的难度。因此，在评估司法改革的成就，推进司法改革进程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思路出发，根据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站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来认识司法改革问题。 一、司法改革的社会背景 中国的司法改革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政治经济改革逻辑发展的一个结果。20多年的改革经历使我们熟悉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一个领域的改革经常会产生连锁效应，而使得其他领域的改革不可避免。经过70年代末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步，到了90年代初期，司法改革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对社会公正的要求凸现出来了。寻求公正的地方是法院，而突然面对这样大的社会责任，法院自身没有充分的准备。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法院的体制问题、管理问题、法官素质问题，使得法院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社会需要。公众对司法不满，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关注司法公正问题。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司法改革的任务。司法机关自身也有巨大的改革热情，它们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改变形象，获得社会的公信力，适应新的社会需求。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五年改革纲要，这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指导性文本。①司法改革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家和法律家考虑的事情，也是普通民众所关心的事情，不仅仅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不仅仅是权利结构的调整和完善的问题，也是公民在一个合理的、有公信度的司法体制下接受关于权利和义务裁决的问题。社会对司法改革的要求首先表明司法机关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社会对司法机关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头30年中，法院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不发生什么关系。在一个几乎没有私有财产存在的社会里，在一个所有个人都被看作是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的社会里，在一个所有的社会资源都以公共的名义属于国家的社会里，在一个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被视为政府职能的社会里，在国家和社会高度同一，政府全权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的社会里，在一个几乎所有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通过行政方式解决的社会里，法院在社会权力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人们视上法院为耻辱，一个有过上法院经历的人往往会被视为异类。 改革开放导致了人们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变革。首先是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和职能转变。单位的非业务职能逐渐弱化，党政领导不再承担业务之外的社会纠纷调解和裁决的任务。其次是市场经济改革。城市中出现了不隶属于任何行政机构的个人，他们独立谋生，自己既是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也是法律关系的主体。第三，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改革。人民公社解体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的农村社会管理的真空。很多农民离开了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进入城市，形成民工潮，他们和正式机构只有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没有保护伞，必须通过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即使是那些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们也不再生活在严格的行政体制之中了，他们通过土地承包制解放了自己，成为平等的权利主体。有矛盾找领导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