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统一商法典》看美国法典化运动 .docVIP

从美国《统一商法典》看美国的法典化运动 法典化，就是一国法律的形式渊源逐步趋向以法典为表现形式的一种趋势。法典化运动与法典制定运动的区别之处，正是在于法典化是一个连贯而持续的过程，并在其中逐步实现了法律形式向法典靠拢的趋势，后者单纯是制定法典的活动。法典化运动的概念与成文法化运动区别之处，在于前者的对象限于法典，而不包括后者的单行成文立法。法典化运动与立法活动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内涵限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修改法律的活动，而前者则在后者的基础上，还包括了民间组织的法规整理和总结活动。 至今为止，美国历史上共有过四次法典化的经历。 法典化运动最初根源于法典的订立活动。最早的法典要追溯到欧洲对美洲的最早征服。北美大陆原先的主人是印第安人。16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的资助下，航行到此发现了美洲大陆。随后，大批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蜂拥而至，他们通过对印第安人的掠夺和屠杀相继在此建立了殖民地，同时制定了许多法规管理地方政务，这些法规大部分都是成文法，其中包括被西方学者称为美国政治制度两大奠基石之一的《五月花号公约》。还有《宾西法尼亚施政大纲》、《卡罗莱纳根本法规》、《新泽西特许公约》等。由此可见，早在18世纪初期，北美大陆各殖民地就重视成文宪章，重视成文立法，以保障自身的权利，并且使法典这种法律现象在美洲大陆上扎下了根。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法典化运动发生于19世纪前叶。在美国司法土壤中滋养了近半个世纪的普通法，其判例法固有的缺陷导致了人们的失望，进而在法典中寻求法律创新之路。最初是路易斯安娜州颁布了以法国法为基础制定的民法典（1808）和爱德华。利文斯通（Livingston）起草的刑法典以及刑事诉讼法典（1824）；1836年，马萨诸塞州任命了一个由大法官斯托里领导的法律委员会，但它反对制定一部整个包括马萨诸塞普通法的法典。该委员会最后只提交了一部刑法典草案，但最终也被否决了。达德利。菲尔德（D.Dudley.Field）是美国这场法典化运动的先驱者，由他领导的纽约州法典委员会起草了民事诉讼法典和刑法典，分别于1848和1882年获得通过。1881年该州又颁布了他们起草的刑事诉讼法典，但民法典却最终被搁置了。菲尔德在纽约州的法典编纂活动对其他州产生了巨大影响，约30个州采用了他的民事诉讼法典。然而，正如施瓦茨在《美国法律史》一书中所评述的那样，菲尔德的法典化运动是不成熟的。他试图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典化运动更改美国法律传统，把“整个的普通法制定成不同的法典”而“能够被人民阅读和理解。”在已经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普通法传统面前，在对传统否定基础上的创新是苍白无力的，这便导致了菲尔德的法典化运动只是一次昙花一现的尝试。 美国法律、法规和各种条例的数量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时已发展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名目众多的立法使得人们难以驾驭。于是，法律界便产生了一种将各州法律统一化和系统化的法典编纂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最终形成了一股法典编纂的潮流。第一次对法典的系统编纂是在1875年。随后，根据社会各界反映的意见，1878年进行了正式的法典编纂。多年来，在联邦法典编纂机关的主持下，《美国法典》和《美国联邦行政法典》成为最显著的成果。这些法典按照50个主题分别排列组合而成，包纳了特定立法主体（如国会、联邦政府）在一定时期内颁布的所有法律或法规的相关内容，因此美国的法典编纂也不是一个创造新法的过程，而是局限于一些纯粹技术性的分类、拆解、重新组合等工作，对美国一定时期内的法律进行系统的、形式上的变更。因此，从美国现行的法典编纂制度来看，这两部法典在很大程度上只相当于我们一般所认为的综合性法律汇编，它们并不涉及大陆法系部门法的划分，不是大陆法系部门法意义上的法典。 除了官方的编纂，还有民间的法典化实践。普通法的日益臃肿与庞杂，许多规则不够明确，甚至相互矛盾，并且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这种现象日益严重。为在坚持普通法的传统前提下，实现普通法的进一步优化，自20世纪前期开始，一些法学家极力倡导对普通法进行整理。这项任务落在了美国法学会（AmericanLawInstitution）和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NationalConferenceofCommissionersonUniformStateLaws）的肩头。在这两个民间法学机构无数法学家的执着努力下，《法律重述》（RestatementoftheLaw）成为美国法典化运动的又一成果。与官方的法典化活动不同，《法律重述》主要针对私法领域的判例法，将涉及同一问题的判例法进行系统整理和汇编，去粗取精地逐步形成一些通用而又便于操作的司法规则，并把这些规则以法典的形式加以重新表述。这便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优化私法的目的，使司法实践更为便捷。与此同时，由于法律重述工作大多由一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