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家族习惯法社会调查与初步分析 .docVIP

关于土家族习惯法的社会调查与初步分析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不同于国家制定法的另一种社会规范的文化传统，是法学和法文化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尤其是文化人类学、法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全球多元文化研究兴起，使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尤显重要。本文拟对土家族习惯法这一至今尚无任何人涉足的领域进行研究[1]，希望能有助于开展民族习惯法研究。 一、土家族地区存在土家族习惯法 在湘、鄂、渝、黔边区生活的土家族社会中，存在着土家族习惯法，有着自身的内涵和特征。 （一）土家族习惯法的形成 习惯法，是维持和调整某一社会组织或群体及成员之间关系的习惯约束力量，是由该组织或群体的成员出于维护生产和生活需要而约定俗成，适用一定区域的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2]。习惯法的强制性可以由政治权力实施，但更多的是由一定的区域的社会人群默认的社会约束力来实施，后者或因国家认可和未明确表示不认可而合法，或因社会授权而合法。 从现今搜集到的武陵山区土家族习惯法的资料看，一些习惯法规范具有相当约束力，有的是由群众共同制定的条例，有的是祖辈流传下来的，也有不言而喻、自然形成的。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土家族人民，在古代山地资源的使用规矩是谁先来占有就归谁，后来者则另觅场地，这是民间一般使用的先来后到的原则，先来者优先，后来者不能抢占先来者的所得。这是土家族人民习惯遵守的，这就是占有、使用山地的习惯法，谁也无法例外。由于土家族人民习惯地遵守着，就成了一种习惯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变成了法律”[3]。而土家族人关于对偷盗的防止与惩治方法，则是后来集体议定的。从远古以来，武陵山区土家族村寨，民风淳朴，昼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后来出现了偷窃盗取的事，日趋严重后，原先没有防止、惩治偷盗的习惯法，这时在群众的要求下，头人或首领便召集群众会议，共同讨论拟定出防止偷盗、惩治偷盗犯的条例。法律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一个社会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就有什么样的法律。社会形态决定着法律的形式和内容。土家族习惯法受所在地域的居住环境、生存条件、生产状况、生活方式的制约和影响，是土家族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等社会活动中总结、积累而成的，经过世世代代的继承、发展而成为本民族的社会规范的。它一经形成便在较长时间内调整社会关系，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尤其是民族习惯法核心内容和基本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惯法观念又是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的重要方面，因而又具有稳定性。一个民族的习惯法实际上是该民族人们的“百科全书”，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因此，习惯法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习惯法世代相传的过程也就是民族文化保存、继承、传递的过程。 从历史进程来看，土家族习惯法的形成、发展，是在当时中央王朝的统一法律还不完善和施及力还达不到的情况下，对国家法律的一种补充，客观上起到了维护本民族内部社会秩序的作用。我国历代中央王朝都制定、颁布过法律，都想在全国各民族地区推行实施，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在偏僻山林、沟谷、草原和岛屿，社会结构、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交通不便，与外界交往甚少，中央王朝的法律很难在各民族地区完全实施。“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4]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都在北方，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很大，国家法律对北方各民族实施较有力。相对来说，北方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到了近现代已较少，西藏则自己有一套维护农奴主利益的严密而残酷的法律，相反在南方各少数民族社会中，习惯法还保持着较强的生命力。对于武陵山区,东汉顺帝永和元年，对武陵蛮采取“羁縻而绥抚”[5]的政策，汉代以后，羁縻政策逐渐推广。在少数民族地区，“大抵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故羁縻之而已”[6]。宋代以后开始实行土司制度，武陵山区土家族人的社会秩序、生产生活方式基本沿袭不变。 （二）土家族习惯法的特征 土家族习惯法代表和维护土家族人民的利益，反映土家族人民特有的心理意识，伴随着土家族的形成、发展而逐渐形成、发展，它对土家族的每个成员均产生强烈的熏陶和感染，本民族人对之深信不疑，矢志遵从，倍感亲切。它只在本民族内生效，带有本民族文化的特色，深深打上了本民族的烙印。当然，土家族习惯法是土家族特有的心理、意思的反映，是伴随着土家族的形成而逐步形成、发展的，是构成民族特征的重要方面，也是土家族民族性的突出表现。土家族人习惯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较少成文法规，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更多地依赖于习惯、惯例、族规家训、宗教教规、禁忌、道德规范。土家族习惯法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