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设计 .docVIP

动产善意取得的制度设计 内容摘要：我国的动产善意取得的制度设计，亦应遵循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一般规则，即以有效的债权合同为基础，并结合交付和登记始发生物权变动。因此，动产善意取得不是基于无效合同，第三人强行“原始取得”所有权。第三人的善意也不能补正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而是使得原所有权人的追及权受到限制。善意取得是根据无权处分人和受让人对财产的“双重占有公信力” 而发生的。 关键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法律话题，说其古老，是指早在日耳曼法就有之，说其年轻，是因为我国至今未能确立完整的动产善意取得的法律制度。《物权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以下简称《物权法草案》）第110条规定了善意取得的要件：“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即时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二）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三）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四）转让合同有效。”该条的规定在法学界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尤其是第2款的第4项“转让合同有效”的规定。梁慧星先生认为：基于特殊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政策目的，用不动产登记的“善意保护”制度，保护不动产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因为一般动产没有登记簿，不得已创设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以保护一般动产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原文规定“即时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起草人居然忘记了本法第23条已经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的“善意保护”制度，把实现同样政策目的的两个制度弄混淆了。原文规定以“转让合同有效”为发生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则更是匪夷所思，如果“转让合同有效”，则受让人基于有效的买卖合同当然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还有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吗？起草人显然未弄懂“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目的，正是针对无权处分合同无效，而强行使善意第三人“原始取得”标的物所有权。[1]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王轶教授认为，《物权法草案》规定“转让合同”有效可能包含了以下两层含义，其一强调欲取得善意取得的效果，除了转让人没有处分权的原因，不能有其他的原因导致合同无效。例如，如果交易行为有欺诈的情形，则合同是可撤销的合同，不能发生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这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必然要求。其二是想表达，满足前三项条件的情况下，允许第三人的善意可以补正合同的效力。但王轶教授认为，如果是第一层含义，根本不必说。有权处分的合同无效，也不能发生物权变动后果，何况是无权处分合同。如果是第二层含义，第三人的善意可以补正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这不是善意取得的适用条件，而是其适用的法律效果。另外有学者认为，该规定和《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发生了冲突，是对《合同法》第51条的修改。笔者认为，只所以发生如此大的争议，是因为在继受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时，没能区分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的差别而导致的。笔者将分析动产善意取得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继而得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理论依据。 一、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处分行为所指有所不同故无权处分行为的含义也不同。在债权意思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行为是指，对特定标的物没有处分权的当事人所订立的、以引起标的物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债权合同。典型的如出卖他人之物而订立的买卖合同；而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行为是指对标的物没有处分权的当事人所进行的，以引起标的物的物权变动为目的的物权行为。[i]因此，考察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必须置于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 1、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的考察 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是以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为前提的，从而使物权行为的效力判断独立于债权行为。物权行为是物权取得的根据，也就是说，物权效力的取得与债权行为无关，即使债权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者是被撤销，也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在这种物权变动模式下的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是效力待定的，但是效力待定的不是债权行为，而是物权行为，债权行为是有效的。我国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台湾民法典第118条所谓无权处分，包括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但不包括负担行为（如买卖契约），出卖他人之物，非属本条所称处分，应属有效。”[ii]既然物权行为是物权取得的根据，当物权行为的效力待定时，又怎么发生物权的变动？台湾民法典第118条规定：无权处分行为，经有权利人的追认，或无权利人处分后取得其权利，成为有权利人时，其处分行为溯及于处分时发生效力（自始有效），但原权利人或第三人已取得之利益，不因此而受影响。权利人不追认或者无权利人处分后，没有取得处分权时，第三人的善意可以补正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无权处分行为成为生效的法律行为。也就是说，无权处分成为生效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