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故事.docVIP

引言 你行走在华西，坝上芳草陌陌，杨柳依依； 你经历着华西，每一座建筑皆勾连岁月，深植记忆； 然而你是否真的看见了华西？ 它曾跋涉过怎样的故事，它从何方来，又将向何方去？ 在这里，有一个看不见的华西。 它正隐于在一草一木之间，一砖一瓦之下。  广益学舍(现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光明路宿舍区) 一、1943年，受燕京大学之聘，史学大师陈寅恪千里赴蓉，任教华西坝上，其住所即在广益学舍后院。彼时陈先生右目已盲，而左眼亦在不久后失去了光明。对于视野中最后的清晰世界华西坝，他难免五味杂陈，既爱其“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的优美景致，又不能不起“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斜阳”的苍茫慨叹。不过，坝上学子乃至教授们对这位身形削瘦，总是步履长衫打扮的盲翁学者则只有一腔深厚的敬慕之情，他的课堂不仅吸引各校学生，连已为人师的著名学者林山腴、程千帆、沈祖棻也常往旁听。直到四十年后，中国唐史学会在成都举办年会，眼见与会人员中陈寅恪之弟子、再传弟子无数，缪钺仍不禁赋诗感怀“名园广益思先哲”，追忆这位曾在华西坝读过近两载岁月的“教授之教授”。 二、陈寅恪在华西授课时初开魏晋南北朝史，继开唐史，一时慕名前来听讲者不乏上百人，讲堂座无虚席，还有不少学生站在门窗两旁，室内几无容足之地。他之授课，每一个问题皆源源本本，剖析入微，征引简要，论证确凿，且多发前人未发之覆。一日下课，有人略带戏谑地问陈先生“都说杨贵妃体形肥胖，先生可知她究竟体重几何？”而他竟脱口而出“135磅”（约合61.5公斤），令提问者大感惊讶。学生都道陈先生此说必有所本，却不知他究竟从哪里找到的资料，一时对他的渊博学识更是既敬且畏，深为折服。 三、1946年，应当时的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之邀，著名学者缪钺受聘来蓉，兼任中文系教授与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其科研、教学都在广益学舍教学楼内进行。当时教学楼前有梅树十余株，每当冬末春初，梅花盛开，疏红艳白，幽香袭人，缪钺便常与学生徘徊其下，共论词学，花、词交映，风雅异常。后因院系调整，缪先生迁居川大，仍时常忆起广益梅花，曾专往探访，却只见高楼依然而梅花荡尽，昔日人文荟萃的广益学舍已变作如今的光明路幼儿园，不禁惆怅许久，大起人世沧桑之叹。 四、同样任职于广益学舍内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国学大师钱穆却远不如缪钺随和。在接到华西邀请之后，钱先生即刻放出话来：若想让他接受聘任，非与外籍教授享受同等待遇，在华西坝内南端洋楼群中安家不可。经文学院院长罗忠恕与校长张凌高商议后，校方欣然应允，将其中最大的一所洋楼腾出，专供钱穆使用。钱穆为之着实得意了一阵，认为此举是“开中西教授平等之先例”。不过洋楼甚大，而钱先生惟一身，自觉太过冷清，遂邀齐鲁研究所研究员五六人与之同住，又向时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的好友蒙文通借来大批书册，置于楼中，供众人早晚研读。如此一来，钱先生在华西坝坐拥美宅、知己、书山，日子过得不可谓不“安逸”。 苏道璞纪念堂（现为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第二教学楼） 一、苏道璞博士1913年自英国赴蓉，在华西创办了化学系。他不仅将先进的实验器材与教学理念引进中国，还能够用成都话为学生授课，甚至时刻以一个中国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和妻儿四年回一次英国休假，每次从英国回来，都从上海坐船到宜昌，在宜昌再换马力充足的小汽船逆流而上到达重庆，宁愿耽搁几天也拒绝搭乘挂有外国国旗或受外国军舰保护的商船。在重庆，他又拒绝如同其他外国人一般坐轿子，竟然坚持徒步走到成都，宣称“坐轿子很不人道，我不愿把中国人当作牛、马一样使唤。除非有病走不动。否则我永远不会坐轿子。”1930年，他在校园内受歹徒袭击，不幸身亡，直到临死前仍嘱咐妻子“不要因为我的死而影响中英关系”。正如另一位外籍教授所说，苏道璞博士其言其行，“完全有资格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永恒的祭奠为人类献在和平与良善的祭坛上”。 二、抗日战争时期，战区大学内迁，华西坝迎来了五大学联合办学的空前盛况。一时间，坝上学者名流云集，四方学子咸至，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敞开心扉迎接友校，将校舍和设备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至。除了紧缩本校师生用房、租用和新建简易校舍外，师生们还因陋就简，在地下室、阁楼装上老虎窗作实验室，在教学楼的两头装上隔板作办公室。1941年，先期到达的四所学校集资修建了有40间用房的化学楼，商定新楼建成后四校合用，战后即归华西所有。为纪念苏道璞博士，这所化学楼被命名为苏道璞纪念堂。此后一甲子的岁月悠悠流逝，而苏道璞纪念堂更名为第二教学楼，作为五校联合时期的象征，仿佛一枚印记深深烙在了草色如茵的华西坝深处，让一代代的华西学子们铭记那段“众志成城天回玉垒，一心问道铁扣珠门”的峥嵘岁月。 三、抗战时期的教育文化中心有“三坝”之说，即重庆的沙坪坝、成都的华西坝和汉中的鼓楼坝。不过这三坝的情形大有不同：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