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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周礼与刑的关系 摘要：“ 礼”与“ 刑”是西周法律体系的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当时完整的法律体系。其中，“ 礼”是一种积极的规范，即正面地、积极地规范人们，要求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 刑” 是同“ 礼”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多指刑法和刑罚，处于消极被动状态，是对于—切违背礼行为进行的处罚。凡是礼所禁止的，亦为刑所不容，二者相辅相成，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入刑”。一般认为，礼的很多规范实质上具有法律甚至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刑是西周法的基本形式，用来惩治和防止犯罪。礼与刑是西周法的基本组成部分。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凡是礼所不容的，就是刑所禁止的：凡是合于礼的，也必然是刑所不禁的。二者相辅相成，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入刑，相为表里”。具体而言，其关系表现在以下方面：礼与刑有相同点二者关系密不可分礼是刑也就是法的基础和渊源。在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起源过程中，法以刑为主要内容，刑与法是相通的。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习惯法。习惯法又来源于包括以祭祀习俗、礼仪规范等形式为代表的一部分礼。这部分礼经过改造，逐渐上升为法。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律出于礼”。夏商西周以礼为社会规则与行为规范，礼同样发挥着法的功能和作用。礼尤其周礼的制定与实施，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需要，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礼不仅具有法的目的和性质，而且由于礼是经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以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为后盾，因而它也具有法的强制性。违反礼的规定和要求，就是违反国家法律制度，同样要受到严厉制裁。礼作为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以刑的强制力为后盾保障贯彻实施，而且其本身也包含着刑的规范要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寓刑于礼”。礼与刑又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西周奴隶制法制的完整体系。与西周“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相一致，统治者以礼为主，以刑为辅。只有当礼失去效用时，才施用刑罚，刑是礼必要的补充。同时，刑的制定和实际施行，在很大程度上要以礼为指导，用刑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礼治秩序。 “天道观”支配下的“以德配天”的法律思想。 统制者为了给自己取代朝代找一个合法的借口，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法律思想，也就是说天命无常，需“以德配天”。这种以德配天的法律思想，一方面强调了统治者在人世间的权力是来自上天的，能起到愚味被统治者，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的作用；另一方面，它要求奉天承命来统治万民的人间君主要敬德、明德，“以德配天”，一定程度上说，这更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 以德配天的法律思想将天命与德治联系起来，是封建正统“德主刑辅”思想的基础。 2.2 “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 统治者提出“实施德教，用刑宽缓”，既“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对自己的政治统治提出了自律性的要求，一方面要求通过道德教化、用道德的力量去教育、感化，使天下臣服，另一方面，主张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审慎、宽缓。 政权为什么会形成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是因为他们吸取了因为用刑繁苛，最终亡国的教训。实行“与民休息”、“宽省刑罚”的政策，?加强自律，崇尚道德教化，用刑宽缓，采用“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至此形成。唐朝也是经历了隋朝骤亡和农民革命的威力，重新建立起来的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国家，为了能正确处理礼与刑的关系，继承与发展了西周“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形成德本刑用的法律思想，也是理所当然。 　　封建社会历朝历代，虽然在“德”与“刑”两者谁为主谁为辅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却一直都很重视德教与刑罚的结合，在这点上与西周明德慎罚法律指导思想一脉相承。 　　西周礼对封建法制的影响 　　西周礼是中国古代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周礼是一个强大的“礼治”体系，在周朝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挥着广泛的调节作用，由法的构成要素和周礼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分析，周礼是周朝一种特别重要的不成文法。 　　周朝以礼治国，到春秋礼崩乐坏，这是破与立的关系，是对旧礼的扬弃，统治者是要建立更有利于自己的新礼。周“礼”对以后封建法制的影响相当深远，礼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中华封建法律思想体系中，这是因为封建王朝需要有吸取周礼的精髓建立封建的礼教纲常，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 　　秦朝以法为本，治道运行，皆有法式，甚至于“焚书坑孺”，但是骨子里维护的仍是一个“礼”。比如秦朝的起诉制度有公室告与非公室告，公室告--贼杀伤、盗分人。非公室告--子盗父母、父母擅刑、髡子及奴妾，受害人均不得控告，“公”及“非公”反映了亲属关系远近，是对诉权的限制，是要维护封建家族利益的统一；秦朝还将民事主体中的赘婿、后父都设定为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这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家族内部的等级，维护封建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