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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制度与中国民法 温世扬 武汉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一 　　占有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十二铜表法》中，设有“获得物占有权法”，尽管未对占有予以定义，但从其有关占有的两条规定中，可以反映出早期罗马法关于占有的概念：其一是“占有土地的时效为二年，其他一切物品则为一年”，其二是“不愿意确定丈夫对自己有支配权的妇女，每年应离开其家三夜，因而中断占有的一年时效”。〔1 〕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占有(Possessio)相当于初级阶段的所有权。 占有首先是一个事实，依此事实，占有人占有其达迟到一定的时效期限，即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十二铜表法》中未见所有权用语，其“支配权”包含了后世所有权概念中的收益、处分权)。 　　随着罗马私有制和私法的发展，所有权概念得以确立，但占有制度并未因此而衰微，反而向体系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帝政时期，占有成为物法的一个特殊分支，法理上对占有也有了系统的分类：(1 )法定占有与自然占有。法定占有又称合法占有，是指受令状和物权诉保护的占有，要求占有人有所有人的意思，且有合法的原因，如买卖、赠与、设定嫁资等;自然占有又称持有或握有，是指主观上仅为他人保持之占有，不能取得占有诉权，如借用、租用、寄托、保管等。(2 )适法占有与违法占有。前者是指出于法律上的正当原因，或基于市民法、或基于万民法、或基于大法官法之占有，须无“强暴”、无“隐匿”和无“容假”。如有上述瑕疵，则为违法占有。(3)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这是以占有人是否认为自己对抗的物有占有权而作的分类，前者可导致所有权的时效取得。(4)有令状占有和时效取得占有。 前者是指受大法官令状保护的占有，通常即简称占有;后者是指占有中具备时效取得的条件，可因时效完成而取得所有权的占有。上述种种占有，罗马法虽认为是事实，但均赋予一定的法律效果：将占有作为所有权的基础，如先占、交付、时效取得等都以占有为前提;或以令状和“菩布利西亚那诉”对占有加以保护;在“物件返还诉”中，由主张所有权的原告负举证责任，如原告不能证明其权利，作为占有人的被告即可胜诉，从而继续保持对标的物的占有;善意占有人可获得占有物的孳息，对占有物的毁损也不负赔偿之责;占有人有留置权;占有人得以自己的力量保护其占有。〔2〕由此可见，在罗马法中， 占有的概念不仅表述了一定的主体对物实际握有的事实，而且揭示了这种事实的种种具体形态及其法律性质，从而为占有制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罗马法的占有概念和罗马私法的其他理论和制度一样，对后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甚至罗马法学家对占有概念的认识分歧，也直接反映到了后世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中。需要指出的是，占有虽在现代西方各国法律体系中都有一席之地，但其地位和作用则多有差异，几无相同之制。正如澳大利亚学者瑞安所指出的那样：“在有关占有的法律中，各种构成现代民法本质的线索如此紧密和错综地交织在一起，恐怕法律的任何其他领域都无法与之相比。罗马法理论、古老的日耳曼惯例和封建观念，以及法院改革和黑格尔学派的形而上学都曾影响占有法律，并使这个论题特别有趣和复杂”。〔3〕 　　大陆法系是随着罗马法的传播和继受而形成的，罗马私法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在大陆法系各国的民法理论和立法中几乎都得到了体现，占有也不例外。近代法国、德国、日本和瑞士的民法典，均设有占有的章节或条款，学者们也重视对占有的研究。这些国家的占有立法和理论尽管都以罗马法(法学)为基础，但却各取其一端，反映了不同的立法(理论)取向。这种分歧，集中地表现在对于占有的本质和成立条件的认识方面。 　　占有在本质上是一种事实抑或一种权利?在罗马法的不同时代，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罗马古代的法学家一致认为，占有是事实而不是权利，但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帝政后期，有的学者开始主张占有是一种权利，认为占有也象物权一样可以援用救济程序加以保障。主张占有为事实者认为，占有取得完全是事实行为，故违法行为(如盗窃)也可取得占有，法律行为的无效(如要或买卖的证人不适格)并不影响占有的转移;占有在罗马法上受令状的保护，其真正目的在于制止暴行，维持秩序，如果真的以保护占有为目的，则占有令状早应成为对物诉讼，且可以对任何持有物件的人提起了。主张占有为权利的人则认为，权利的要素一为利益，一为法律保护，占有使占有者得利用其物并受令状的保护，便已具备了权利的要件;至于令状也保护非法的占有人，作为占有非权利的佐证似欠充分，因为因非法而取得权利之事并不少见，如恶意的加工人可成为加工物的所有人，猎人经土地所有人反对而在该土地上打猎，对猎物也依法享有所有权。〔4〕这种分歧， 在后世立法中也得到了体现。如《法国民法典》第2228条规定：“对于物权或权利的持有或享有，称为占有”，《德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也称为“占有”，显然视占有为事实;而《日本民法》则专设“占有权”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