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社會保障事业及其现代启示.docVIP

宋代的社会保障事业及其现代启示 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事业自宋代开始全面发展，反映在以‘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为特征的财产制度下，社会财富的流动极为频繁，贫富分化极其严重，再加上靠天吃饭，农业生产本身相当脆弱，经济不稳定，社会缺乏安全感，社会矛盾自始至终比较尖锐。全社会在防范社会风险和救助社会弱势成员方面正面临的形势日益迫切。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使社会具备起码的安全感，需要建立某种社会保障体系，也催生了宋代的慈善事业。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缓解社会矛盾、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常常被誉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本文试述宋代社会保障事业中的官办及民办慈善事业，以就教于方家 一、宋代慈善事业产生的社会背景 众所周知,宋代虽然军事积弱,国土日蹙,但商品经济却发展迅猛。繁荣的城市经济,领先的科技生产力,南方地区的持续开发,使得两宋时期的商品经济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高速发展的地步。但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另一巨大的社会问题,即城市中的贫民和游民人数不断增多。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宋代是一个气候多变的时代，宋初几十年为温暖期，两宋之际为寒冷期，南宋末年又是温暖期（1），这样多变的气候导致这一时期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据载，两宋时期，共遭受各种自然灾害达874次，平均每年达3次之多。一旦灾害发生，常常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使百姓流离失所。凡是遇到自然灾害，粮食便是最重要的物资。宋代统治者在总结前代抗灾救荒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仓储制度。常平仓、义仓、社仓、广惠仓、惠民仓、丰储仓等就是专为赈灾恤贫设置的机构。北宋初年，在京师设置常平仓，其功能在于平抑粮价、赈济灾民。诸州凡遇灾害必发常平仓粟米，“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子，或直以赈给之，无分于主客户”（2）。宋代的义仓是一种官民合办的粮食调配机构。义仓所存之粟，实际上是由人民以义租的形式在正税之外纳于政府，由政府贮藏管理，“每有饥谨，则开仓赈给”。义仓设于北宋初年，南宋时以社仓取代义仓。 （二）自由放任的土地政策导致农民失去土地的可能性增大。宋以前,历代政府采取将国有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的方式扶持一大批自耕农,进而保证国家税源和役源的稳定,如:秦汉的授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与隋唐的均田制。宋代则不然,“不立田制”意味着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从政府处获得授田的可能性;“不抑兼并”意味着自耕农缺乏来自政府的保护,在面临地方豪强的土地兼并时,很容易丧失土地。宋太宗雍熙三年(985),国子博士李觉即在奏折中指出:“富者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3）农民一旦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或降为佃农,或啸聚山林,或流向城市。两宋以开封、临安为代表的城市基本上突破了传统的坊市制和城墙的限制,表明宋代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城市规模不断膨胀。之所以如此,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在于农村失去土地的农民的涌入,导致城市流动人口增多,并构成城市贫民和游民群体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工商杂税的增加令城市工商业者的负担增重。宋代国库收入较唐时有了大幅增长,但这却是建立在不断增多的税种和日趋严密的专榷制度等基础之上的。仅以专榷收入为例,列入宋代专卖名单的主要商品包括食盐、酒、茶叶、香料等。唐代食盐专卖制度经过刘晏改革后,专卖收入每年约600万贯,宋代则达到2000万贯左右;唐代茶专卖收入每年约40万贯,宋代200万贯左右。自北宋中后期起,两税即正赋在国家财政收入总额中所占比重渐渐跌至三分之一,工商税收成为国家税收的主体部分。工商税的主要承担者都是城市小工商者,故工商杂税的增加,加重了城市工商业者的负担,令城市的贫富分化现象更为严重。有宋一代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早在立国之初就已经显露。钟相、杨幺起义时,称“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4）。方腊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5）。 所以,和其他朝代相比,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经济繁荣是不争的事实,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也更为突出,特别是城市中小工商业者的负担沉重,贫民和游民的数量急剧增加,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危机也日趋严重。宋代的官办慈善机构主要设立在城市,救助对象也都是城市中的贫民、游民和鳏寡孤独之类的弱势群体。究其原因,就在于城市是各级政府的统治中心,要保证政治稳定,首先要缓解因城市贫民和游民增多、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种种社会不安定因素。而要解决城市贫民和游民的生活,办法无非两个:一是驱民归农,二是就地安置。前者涉及土地制度的改变,难以解决,相对方便且有效的办法是就地解决贫民和游民的基本生活问题。 因此,一方面宋代统治者为了缓解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不得已从丰厚的国库中拿出一小部分钱来,用于发展各种官办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宋代由科举入仕的官员家族也同时成为地方大族，他们为了维护族人的利益和家族的声望，在民间也兴办家族慈善事业，填补了官办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