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首都與城市功能是北京的挑战.docVIP

【平衡首都与城市功能是北京的挑战】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当首都与所在城市发展的功能出现矛盾时，迁移的基本都是首都。据不完全统计，从18世纪至今天的200多年里，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国家迁了都。现代著名的迁都案例有巴西的巴西利亚、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等。解决首都与城市矛盾的另一种方式是单设政治功能的首都，如美国的华盛顿、加拿大的渥太华、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等。、不过，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首都与大城市往往是合而为一的，如伦敦、巴黎、东京、首尔、莫斯科等，这与北京的功能及定位基本一样。 北京现在也面临着首都功能与城市功能的矛盾问题。不过，中国的解决办法不是迁都，而是“迁市”，即将城市的非首都功能从城市中心区迁移出去，为首都职能腾出更大的空间。在具体做法上，是将北京市地方行政管理机构迁至城市东部边缘，希望以行政机构搬迁带动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最终减少北京中心城区的人口数量、经济活动与交通压力。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具体的迁移方案估计在7月上旬将水落石出。 北京“迁市”的做法对北京这座城市将有何影响？安邦咨询（ANBOUND）此前曾在《每日经济》中做过简单分析。“迁市”的做法是否能实现疏解功能的预设目标？尤其是北京“迁市”还与京津冀协调发展这一区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作为一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特大城市，北京面临的问题和受到的影响极为复杂，值得深入思考。这里我们只讨论北京市的经济功能与首都功能的平衡问题。 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我们认为，北京的城市经济功能不可避免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首先，疏解非首都功能已成为北京的政治任务。北京市长王安顺日前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行动指南，当前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规划纲要》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进一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扛起重担。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要主动担当……坚决把各项疏解任务落到实处”。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事情一旦上升到政治高度，遵循的肯定不是经济逻辑，也不是城市逻辑。 其次，今后核心城区将不再聚集资源。王安顺市长明确提出，“要统筹好增量控制和存量疏解，严格控制增量资源在城六区聚集；要统筹好疏解总目标与分领域目标，制定好产业、市场、教育、医疗、行政事业单位等疏解方案和目标；要统筹好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选择一批条件基本成熟、具有广泛共识的重点工程先行启动；要统筹考虑疏解后土地利用，更多用于绿地建设，用于公共服务设施和功能的完善”。王市长在这里传递了重要信息，今后包括经济要素在内的资源，将严控向城六区投放，而且核心区腾出的土地和空间资源，将会用于非经济类的绿地和公共服务。这会改善城市景观，但在经济上则会产生不小的损失。 第三，北京向天津、河北转出的资源要素可能比预期的要大。北京市的功能调整是京津冀协调发展这盘大棋中的一部分，要使得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明显奏效，就必须大力度地迁走北京市的一部分产业和人口。王安顺市长已经提前打了招呼，“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难度很大，工作目标、对象、任务、方法与我们以往工作有很大区别”，要“努力破除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非首都功能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在中央要求之下，北京市对疏解功能已经咬了牙、铁了心。 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参与的北京多个部门和区域的十三五规划研究，都因为京津冀协调发展以及北京疏解功能而处于观望状态，原有的发展定位、发展思路在新形势下都面临再调整。去年中央领导提出了北京的四大功能定位之后，北京市在经济上曾提出了“高精尖”的思路。但从最新的形势来看，恐怕“高精尖”经济的发展模式还要调整，要继续削弱和淡化北京的经济职能。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北京市将会放弃部分经济目标，全力保证完成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一政治任务。北京的城市经济功能必须要为首都功能让路了。（A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的政策金融资源大量流向“一带一路”】 作为中国政府的一项关键政策，“一带一路”战略在2013年下半年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该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兴建基础设施、强化金融与贸易联系，促进中国与人口总和达44亿的65个国家之间的互通互联与贸易往来。数据显示，中国最近承诺的对外贷款绝大多数都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凸显出中国对于在这些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决心。位于伦敦的投行Grison’s Peak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最大的两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China Ex-Im Bank)——承诺的67笔对外贷款，大多数流向2013年下半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所涵盖的地区。Grison’s Peak的研究表明，如果剔除中国对未包括在该战略中的拉美、西非和中非地区的贷款，那么在截至今年3月底的过去5个季度里，中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