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法与刑事诉讼法紧张关系的宪政解读.docVIP

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紧张关系的宪政解读 　　姜新国 赵梓楠 　　一、问题的提出和写作目的 　　2007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并已于2008年6月1日施行的《律师法》在刑事诉讼中有关受委托的律师的权利诸如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保密、豁免等规定都明显突破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造成了一定的紧张关系。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关于受委托律师的权利，究竟应适用《刑事诉讼法》还是《律师法》，学术界和实务界众说纷纭，观点不一，依据有别。本文并非旨在寻求一种新的解决二者紧张关系的方式或途径，而是以宪政为研究视角，以宪法文本为依据，在准确理解或解释宪法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论证来反驳目前广为流行的一种貌似有理其实错误的论点，从中探究隐含的更为深层次的宪政问题，希冀正本清源，达致维护宪政秩序的目的。 　　二、一种需要反驳的观点及其依据 　　支持在刑事诉讼中受委托律师的权利应适用《律师法》相关规定的观点中以“修改律师法就等于修改刑事诉讼法” 流行最为广泛，支持也最为有力。 　　这一观点认为，依据我国宪法第6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在不与其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修改和补充。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和补充《律师法》受委托的律师的权利的相关规定就等同于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修改和补充，因此，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关于受委托的律师的权利规定应适用《律师法》。这一观点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肯定，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全国政协委员何悦在2008年“两会”期间的一份提案作出的答复，即《全国人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24号(政治法律类137号)提案的答复》中予以充分的体现：“依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在不与其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修改和补充。新修订的律师法，根据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和国务院提出的修订草案以及各方面的意见，总结实践经验，对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的有些具体问题作了补充完善，实际上是以新约法律规定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应按修订后的律师法的规定执行。” 　　有论者还把立法实践中《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拿来用以佐证： 2007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了全国人大制定的《民事诉讼法》，其内容涉及再审、执行、司法制裁等诸多重要条款。同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在不违背刑诉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刑事诉讼法其作出必要的修改。”不过，有论者已经明显意识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民事诉讼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律师法》就等同于修改《刑事诉讼法》在形式上迥然有别。因此有论者以“立法活动应跟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在法律的立、改、废问题上可以作出必要的形式创新，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为由，来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虽并未对刑事诉讼法“本身”作出任何文字改动，但通过对其他相关法律的制定或修改，确立新的法律规则，从而对刑事诉讼法作出间接修订或“自然修正”。因此，根据“新法由于旧法”的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关于受委托律师的权利应适用《律师法》。 　　三、我们的观点和论证过程 　　我们认为，“修改律师法就等于修改刑事诉讼法”这一观点其实是对我国《宪法》第67条第3项规定的误读，在论证上存在着严重问题，无意之间扰乱了宪法秩序，尽管其初衷是如此的美好：追求更高水平的司法文明和更有力地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 　　我国《宪法》第67条第3项是这样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下同)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该条规定不仅明确限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补充和修改的界限，而且还隐含着对补充和修改方式的限制，即该补充和修改必须直接针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文本“本身”，因为该条明确指出(补充和修改)“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的相抵触。因此，《宪法》该条规定的原意应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补充和修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必须直接针对该特定法律的文本“本身”，而且还不能与该特定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依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刑事诉讼法》进行补充和修改，但该补充和修改必须是直接针对《刑事诉讼法》文本“本身”而言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刑事诉讼法》的框架结构和具体条文进行通盘考虑，才能更深入地审查补充修改的内容是否与该法的基本原则是否相抵触。 　　《宪法》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限定，是因为诸如《刑事诉讼法》这样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都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特点，直接影响到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