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地域文化论文.docVIP

试论陕南安康地域文化精神 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种精神运动。分析一个区域性的文化现象，实际上进行的是寻求精神归宿的工作。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处于“文化”边缘的社区所提示的精神元素，必定和“贫困”这个我们最为熟悉的名词有关。因为熟悉，我们不必进一步解开这个名词的全部内涵。然而，当代文化精神已非经济所指定的特殊区域，也非个性、风格史等所能包容解答。即：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区域的群体，一个因物质困顿导致精神困顿而徘徊的群体，因为精神上的贫困，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失落”，这种“失落”与“感伤”正好催化出一种精神。这是一种何等悲壮的精神！在四面海风吹不到的遥远的内陆安康，在秦岭巴山的重重围屏里，狂飚般的奋起精进，旋风似的扶摇直上。前后十五年，竟有数百部文艺书籍出版，数十台有影响的大戏产生，数以百计的绘画作品在国际国内获奖并参展，音乐舞蹈长足发展，在省内外产生影响，书法艺术蓬勃旺盛，人才辈出。纵观安康的经济状况，面对如此丰富的精神产品，不能不在安康诞生一个新的文化辞条。即：文化的贫困精神。  一、作为文化上的安康之历史提示  文化成为精神之后是没有历史的。但历史又是现代人的精神佐料。在文化上，我们不能不同意这种观点“一切民族史都是一部现代史。”这样，我们便于确定事实上的安康与文化学上的安康二者之间的关系。  丁文先生是我们安康文坛上的奇人。他所著《安康文学史话》，实际上已提示了安康文化的全部秘密。他在该书中这样发问：“翻开安康志书，历史沿革叙述周详，文事却记载不多。文艺作品入志最远的是唐代，隋之前千余年几乎是一片空白。……安康文学何以千年寂寞?”丁文先生实际上又在本书的第五章作了解答。这就是九百年前第一篇描写安康的散文《忘归事记》。此文写道：“人丁稀少，城市萧条破败，水陆交通不便，气候阴湿，人易患病，虫兽出没，危机四伏”。真是一派贫困之极的景象。在后来的几百年中，贫困也没有多少改变。“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大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成为安康这个特殊地域代代文人的千古感叹。  有了贫困的感觉，有了感伤和感叹，也就有了诗有了文章。安康的文化艺术就是在贫困的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  有使命感的文学艺术家不会蔑视“贫困”。相反，“贫困”则可能演化为精神美酒。作为提示，首先我们不能不从历史上的几位安康文化人的行为中透视我们今天的精神源头。也就是贫困造就出的智慧，贫困产生的精神力量。  一千多年前，安康西关出了一位足以使所有安康人永远骄傲的巨人怀让。一位佛教改革家，一位“顿悟禅”的实践者。“磨砖作镜”的故事导出了先进的“佛学观”，继而才有了“禅学四境”及“打车与打牛”的禅解。是这位安康文化史上的先驱，在方法论上提出了解决主要矛盾的科学理论。他的诗作“心地含诸种，遇泽悉皆萌，三昧花无相，何坏复何成！”成为中国智慧的象征而流传于“山门”内外。他十六岁离开故土出家学佛，和所有的安康文人一样，面对外部精彩世界，总要采取反叛精神。怀让在他第一个师傅面前终于讲了“念来念去有什么用”这句话。正是第一次的反叛，使他走向了一种新境界。我们想说，反叛，也许就是安康精神的一种。  清末画家甘棠是安康文化史上的又一位奇才。甘棠(1842—1924)号醉霞，生于岚皋县支河易家坪，长于平利县洛河街。画风独特，精花鸟、山水、人物，笔墨遒劲飘逸，兼工带写，风格明静淡雅，被当时内阁学士李联芳(安康平利人)赞为“神笔”。甘棠的主要作品有《秋竹雀戏图》。《葡萄松鼠图》、《钟馗驱鬼图》、《山壑旅人图》等。并有诸多人物肖像画，都是传世之作，当时不仅名闻乡邑，还曾蜚声京都。甘棠的出生地和生长之地，都是山大人稀的蛮荒之地，生存条件异常困苦。毫无疑问，甘棠亮丽柔美的画作是在贫困中酿造出的精神美酒。 在这里，我们必须一提的是在安康汉阴诞生并度过了二十载青少年时光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当代著名学者、诗人和杰出的书法家沈尹默先生。王有根、王涛先生撰文说“汉阴时期是沈尹默书法艺术及文化结构奠基时期，汉阴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和所受教育，决定了沈尹默先生一生的事业追求和建树。他早年留学日本，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长达16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中法文化交流委员会主任兼‘孔德图书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沈尹默曾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高一涵等北大六教授轮流主编《新青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月夜》被称为我国新诗史上第一首散文诗。沈尹默的艺术成就以书法为最，海内外公认其书法艺术成就超越元、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