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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教育投资短缺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贾 勇 宏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经济人”范式主导下的个人化决策是导致公共教育投资短缺的直接原因，利益集团的分利竞争是其组织原因。规范教育投资行为、组建竞争性利益集团、扶持弱势群体、改变政府投资导向来增加政府公共教育投资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公共教育投资短缺； 公共选择理论； 经济人范式； 利益集团 公共教育投资短缺就是政府财政性教育投资供给小于教育需求的失衡状态，包括总量性短缺和结构性短缺两个方面。公共教育投资短缺与政府官员的决策行为直接相关。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官员的政治行为有独到的分析视角，本文将试用该理论来对我国公共教育投资短缺问题作一探讨。 一、“经济人”范式：公共教育投资短缺的直接原因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范式 “经济人”范式是公共选择理论建立的一个统一的有关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市场的个人行为模型。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经济市场上存在供求双方力量的相互作用，政治市场上也同样存在供求双方力量的相互作用。政治也是一种个人相互交易的市场，这里的个人是具有利己心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或交易者。他们从自己的偏好和效用函数出发，从交易活动中寻求和创造使自己获利的机会。这种“经济人”(Homo Economics)范式扩大到个人在面临“非商品”选择时所采取的行为和态度，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也是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的。 贯彻这一模型的原则是：人就是人，人并不会因有一个总经理职位，或拥有一个部长头衔，其“人性”就有一点点改变。一个人不管他是在私营企业里领薪水，还是由政府机关发给工资，或是在其他什么地方，他还是他：假若有可能，他宁可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更大个人满足的决策、公共物品和政治家，这些满足包括物质上的满足和纯粹心理上的满足。当然，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他们的偏好、能力和环境条件都不相同，因而他们有着不同的愿望、知识和对事物的理解。这样一来，成本、收益以及选择都具有主观性质，不同的个人对于任何一种活动的价值和成本都有着不同的评价。 （二）“经济人”范式主导下的个人化决策直接导致公共教育投资短缺 国家每年获取的财政总收入是既定的，公共教育投资获得份额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各级政府公共预算支出决策。政府教育预算支出充足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要有财政能力，二要有投资意愿。 多年来，“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穷国办大教育，国力不足，支付能力有限”一直是政府和舆论对我国教育投资短缺的惯性解释。事实是否如此呢？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文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的比例2000年达到４％，这一目标是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制定的，是政府对教育投资的庄严承诺，也是社会发展对政府教育投资的最低要求，可到2003年该比例却仅有3.28%。而在1991年，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占GNP的比重平均为5.1％，其中发达国家为5.3％，发展中国家为4.1％，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4.6％，印度为3.5％；最不发达国家为3.3％。[1]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占GNP的比重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由此可见，“国力不足、能力有限”并非我国教育投资短缺的真正原因，而是政府推脱教育投资主体责任的托词。 我国目前正在推行“科教兴国”战略，增加教育投资、大力发展教育无疑是政府的必然选择，所以政府至少在形式上具有投资教育的意愿。既然这两个条件在理论上都已经得到满足，为什么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ＧNＰ的比例连4%这一最低要求都达不到呢？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家的基本行为动机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权力、地位、名声、威望等是其效用函数中的变量，虽然增进公共利益也是其中之一，但却绝非首要变量或权重最大的变量。因此，政治家追求个人目标时未必符合公共利益或社会目标。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国现行国策下，政府代理人（官员）进行公共投资决策会优先考虑物质生产领域，这是因为物质生产领域投资具有赢利性、见效快、经济效益显著等特点，更容易彰显政绩，更有利于为代理人赢得声誉、升迁、收入等个人收益。而教育是一个单位成本递增、需求不断膨胀的事业，需要连续不断追加投资，同时又具有培养周期长，效益滞后的特点，特别是教育效益的迟滞性不仅可能会使官员在自己的任期内无法看到效益，反而会因为教育投资占用一定的资金而影响其他领域的发展从而影响自己的政绩，因此任何一届政府官员本能地都不希望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为教育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