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胜利后的闽台关系.docVIP

抗战胜利后的闽台教育关系 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海峡两岸各方面的交往日益密切。随着台湾教育祖国化进程的加速，闽台教育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福建为台湾培养和提供师资 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福建与台湾的渊源十分深厚。光复后，台湾教育当局在全省范围内曾开展了一个查报学生祖籍的活动。其办法是制作学生祖籍调查表一份，分发各校填报；调查程序是先进行各校儿童部学生的祖籍调查，然后再进行各校民教部学生的祖籍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校生中有相当数量的人祖籍地在福建。以台南市为例，当时全市民教部学生共1753人，祖籍地在福建的占99%，其中属于晋江县者居多，计有947人；龙溪县次之，计有200人；其他则分属同安、惠安、诏安等县。开展学生祖籍调查的目的在于促进台湾青少年对祖国的总体认识，使他们及他们的家长增强对中华民族的亲和力。 当时，大批日籍教师被遣送回国，师资严重匮乏，留用的一部份本地教师对大陆的教育体制、教科书使用，乃至具体的教学方式均不了解，难以适应教育祖国化的实施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台湾学生祖籍地的福建便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为台湾教育培养和提供师资的重任。 抗战胜利前夕，鉴于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在福建省临时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上，曾有与会者提出：“拟请政府迅在闽南设定特种师范学校，培植台湾小学师资。”由此引出设专门学校为未来的台湾教育培养师资的问题。被国民政府内定为未来台湾最高行政长官的陈仪则更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1944年5月，他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接管台湾时急需几种教育人才，应设专门学校培训师资。陈立夫收到陈仪的函后，即令有关部门研究筹划，最后确定在福建设立国立海疆学校，为台湾培育师资力量。海疆学校开设了不少有关南洋历史、地理、经济、华侨教育等方面的课程，而且厘定南洋侨校学生保送办法，要求菲律宾中正中学、马南西亚南洋女中，荷属棉兰苏东中学等十所学校，每校选送4名学生入学。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该校并不仅仅为台湾培养师资，而是为发展东南亚的华侨教育培养师资，其实不然。 （1）《海疆学校一览》指出：“民国三十三年五月（1944年5月），中央鉴于海疆建设之亟待展开，爰特创设本校，以为培植人才，推进工作之基地。盖自开罗会议决定以台湾归属中国后，基于该地制度环境之特殊，及其与祖国隔绝之久远，自不能不有相当机构以造就干部，藉为将来因地制宜，施政布教之准备，于是由教育部派蒙藏教育司科长张兆焕、特约编审周钟侠及黄景文三氏来闽筹备，以张氏为主任委员。”①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该校的开办完全是为抗战胜利后的台湾教育培养师资。 （2）这一点还可从永春侨领、富商郑玉书《关于改设海疆学校于南安致福建省政府代电》中得到验证。海疆学校的主要筹办者张兆焕等是福建仙游人，故选择仙游为该校校址，郑玉书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于1944年8月15日致电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台澎人口约600万，其中番人（高山族） 16万余，日本人18万余，欧美南洋及其他地区人口2万余，此外都是汉人。而在汉人中，漳州、泉州等地的移民后裔居十之七八，习国语者本极少数，沦陷后汉文国语同遭废止，今日台澎民众所识的是日文，平时会话用日语与闽南方言，他们中兼识汉文国语者无异于风毛麟角。“政府欲准备接收台湾，既须准备接收各项企业之专门人才，又须准备善操闽南方言之中下级行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姑举小学言之，学生38万余人，需教师9000余人，除体操、音乐、图画各科任何省人均可教授，若党义、历史、国文各科在此过渡时间非用闽南方言则须用译人也”。②他认为，政 府在仙游设海疆学校，训练接收台澎之师资及行政人员，是一件盛事，但莆仙方言与闽南方言差异很大，而学校势必会多招收当地学生，为台澎与该校前途计，似应将学校改设于各种条件具备之南安九都。郑玉书的这番话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海疆学校系专门为培养台湾教育干部而设的性质。考虑到郑玉书与福建省政府有着密切关系，这番话的可信度是比较大的。 （3）海疆学校设立后，与台湾教育界交流频繁。1947年7月19日，海疆学校校长梁龙光专程赴台湾搜集海疆资料并考察战后台湾教育。1948年6月，该校第五届师范专科毕业生为考察海疆教育，慰问台湾同胞及宣扬祖国文化，特组织了台湾教育参观团，乘招商局“海穗”轮赴台，先后考察了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的教育。返回后，编写并出版了《台湾教育》一书，介绍台湾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国民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幼稚教育、特殊教育及社会教育等，并评论其各自的优劣。该书除呈交教育部，作为改进台湾教育之参考外，还在国内各大书局发售。此外，该校还设有专门研究台湾问题的海疆问题研究室。显然，为台湾教育培养师资，为台湾教育服务的办学宗旨，决定了该校必然关注台湾教育，注意研究和考察台湾教育。 （4）该校历史较短，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