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詩的阅读问题.docVIP

早期新诗的“阅读问题” 姜 涛 新诗的“发生”历史，从新诗的发明人胡适开始，就有不厌其详的讲述，在这个“故事”中，有主角(胡适自己)，有配角(美国的梅光迪、任叔永以及北大的陈独秀、钱玄同等)，有与反对派的激烈论战，有个人的“实地实验”，更有一批新诗人的响应。(注：有关新诗的发生史的经典描述，可参见胡适的《尝试集》自序，《逼上梁山》等文。)后来的文学史描述也多沿用这种套路，主要从诗人、批评家的言论和实践中，寻找“新诗”发生的历史轨迹。然而，在这个完整的“故事”中，似乎漏掉了一个关键的因素，即：新诗的读者。对于某一类文学体式而言，其兴起或发展，都与一个读者群的确立密切相关。(注：伊恩·瓦特就18世纪读者大众与小说兴起的关系作过研究，见《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在新诗的发生期，新的读者群的寻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新诗成立的决定性的环节，在谈论“文学改革”的程序时，胡适就说：首要的任务是要“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注：答盛兆熊书，《新青年》4卷5号。)只有得到了一定范围内读者的认同和阅读，新文学(包括新诗在内)的成立才不是一句空话。对新诗发生初期，读者问题的考察，也就是本文讨论的起点。 　　一、作为一种阅读时尚的新诗 　　具体说来，新诗“读者群”的形成，是与新诗传播的扩张相伴随的。最初，胡适在美的白话诗尝试，只局限于私人的讨论和书信中，是《新青年》上的发表，确立了新诗的起点。(注：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4卷1号上。”)发表无疑使个人的诗歌实验得以进入公共的阅读，也使一批北大教授参与到新诗的“实验室”中来。但最初的发表、阅读空间并不很大，主要作者无非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三四人，同人之间多次写作“同题诗”现象，更是说明“新诗”交流的“同人性质”。(注：在《新青年》4卷1号上，就有胡适和沈尹默的两首同题诗《鸽子》和《人力车夫》；4卷3号上，则有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四人的同题诗《除夕》。)新诗传播空间的大幅度扩张，应是伴随五四前后新出版物的激增而实现的。(注：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称，有人估计在1919年中，至少出了400种白话报。)当时在各类新式杂志上，登载“新诗”成了一种风气，“报纸上所载的，自北京到广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诗出现。”(注：《谈新诗》，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双十”纪念专号。)在某种意义上，“新诗”成为了新文化的标记，一位批评者就讽刺说，当时“无论什么报章杂志，至少也得印上两首新诗，表示这是新文化。”(注：张友鸾《新诗坛上一颗炸弹》，《京报·文学周刊》2号，1923年6月16日。)《新青年》外，《新潮》、《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成为主要发表机关，培养出一批新的读者和作者。(注：1919年的郭沫若就是因为在《学灯》上读到了康白情的新诗，而投身于“新诗”写作的，见郭沫若《创造十年》，《学生时代》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尝试集》、《女神》、《草儿》、《冬夜》等新诗集的出版，更是扩充了读者群，苏金伞就回忆：“当时新出的诗集，如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儿集》，汪静之的《蕙的风》，谢冰心的《春水》等等都买来读。”(注：《创作生活回顾》，《新文学史料》1985年3期。)读者的欢迎，也可由新诗集的发行量见出，《尝试集》出版3年已出4版，印数15000册，据汪原放统计到1935年亚东结业时，共出47000册，数量惊人。(注：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53页、82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11月。)《女神》出版两年内也出四版，至1935年也达12版之多，与《尝试集》不相上下。《蕙的风》也“风行一时，到前三年止销了二万余部”。(注：此说法出自汪静之《中学毕业前后》，1935年开明书店。)在当时，一本文学书籍的销量超过一万，就属于最畅销之列，(注：化鲁曾言：“文学书籍的销路，在中国至多不过一万，而报纸行销至四五万，却是很平常的。”(《中国的报纸文学》(一)，1922年7月21日《文学旬刊》44期))其他几本早期新诗集，虽不似这三本风光，但销数都很可观。 　　诚如很多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与新式教育的展开，有着密切的关联，新知的普及是一个方面，同等重要的是，新学校也培养出了一个相应的读者群。“以著名学者为领袖，以全国学生为中心，其传播之主要媒介则为出版物”，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构成方式。(注：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387页。)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新诗”的读者群，自然也以“青年学生”为主，他们不仅阅读新诗，而且主动模仿，既是最初的读者，也是主要的追随者，如茅盾所言：“初有写作欲的中学生十之九是喜欢写诗的”，(注：茅盾《论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