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实践.docVIP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实践[1]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丰富性、全面性取决于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全面性。人的发展是同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发展相一致的，人创造社会关系的活动是向着全面性的方向发展的，因而人在创造全面的社会关系的历史实践进程中也使自身达到全面性。只有当社会关系的发展达到了某种丰富性即全面性，人才能在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全面的活动与普遍的相互交往而获得全面的发展，达到自身的全面性。 社会关系的全面性是历史的产物，人自身的全面性也只能在历史中达到。因此，人向着全面性的方向发展，并不是什么人性的复归，而是通过创造全面的社会关系达到的。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不是人的全面性本质的失而复得，而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创造全面性的社会关系，在日益丰富的社会关系中，人才会获得多方面的社会规定性，成为日益全面性的人。所谓人的全面性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它不是人的发展的出发点和前提条件，而它本身却正是以人的历史发展为前提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汲取前人思想成果之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创立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归宿。 当代，对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研究，从世界范围内看缘由有二：⑴伴随着交往实践和历史逐渐向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向，世界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西方国家中凸现出收入差距拉大以及贫富悬殊等繁杂的社会现象，从而加剧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现实存在的矛盾，重视对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的调整，从而重视对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⑵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缺憾。从总体上说，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前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存在着只重视“物”而“漠视”人以及人所处的时代和实践的缺憾，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强大的理论武器，对发展实践的指导这种有用性未能得到全面、充分、深入的体现，凸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问题研究的“出缺”。从20世纪90年代末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巨大事变极大地触动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在这些国家掀起了对于“人”的问题研究的热潮。许多社会主义学者关注人的问题并进行深入的思考，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也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给予高度重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加大了研究力度，把它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目标，以赢得选民的拥护。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更多地关注人的问题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波兰的亚当·沙夫。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国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国内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回顾并考察关于人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程, 大致可划分为逻辑上相互承继的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学研究的复苏时期，这一时期学术界讨论的主题是“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学者们就“人性、阶级性、社会性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现象”、“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探讨，从哲学价值观的角度深刻反思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视和面对人的问题，并试图去理解“人”，肯定人的价值。这场讨论在1984年胡乔木的报告《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发表之后便戛然而止。第二个阶段是1984—1988年，这个阶段的中心议题是“人的现代化”问题。逻辑与历史的发展，使学者们从文化和人格的角度反思现代化的核心与深层问题，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的正确结论，确立了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这次讨论虽然深入到文化基础与人格层面来反思人与现代化的关系，但却明显地表露出盲目贬低传统文化、推崇西方文化的特点，显示出在人学研究方面早期的不成熟迹象。第三个阶段1988—1991年，讨论的焦点是“人的主体性”问题，这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在逻辑上的必然延续。这一阶段，学术界重点讨论了人的主体性的涵义、主体性原则界定、人的主体性实践活动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关系亦即主体的能动性与环境的制约性之间的关系等等重要问题。尽管在许多细枝末节的地方，学者之间仍然存有较大分歧，但是在一些关键方面还是达成了一定共识。这一阶段的研究应该说抓住了人的问题的实质与核心。第四个阶段是1991—1996年，这时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向人学学科体系建设。在经历了学界十多年摸索研究以后，一些学者开始自觉关注“人学是否能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这一问题。许多学者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且从学科规范的角度出发，阐明了很多问题，但学界对这些问题歧异较多，尚没有形成共识。第五个阶段是1996年以后，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现实性专题研究。在这个阶段，研究开始转向与实践结合，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学者们开始把人的问题拉到现实中来，把人的问题的研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起来，使对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