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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全球化视野 作者：杨智勇 林春逸 摘要：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历史潮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的新视野、实践的新主题以及发展的新维度，在全球化不断纵深发展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目标不能再局限于中国的发展语境，也不能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和顺应全球化的世界潮流，而应该有更远大的追求和更广阔的视野，应该竭力探求如何在可操作的伦理规范下，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等全方位、多层次融合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引领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潮流，这不是一种霸权主义，而是一种国际责任。 全球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面临的最主要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现实。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化所映射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当前的全球化已不再局限于经济，同时也包含了政治、文化等多层次、多领域。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中，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中，全球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全球化的视域中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背景、本质属性和发展路径，以及探究如何让“中国模式”变得更加稳定，发展更加长久，对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都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的新视野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之一，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辩驳也无法变更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纷纷引发研究热潮。20多年来，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已经多不胜数(在中国知网资源总库中以“全球化”为关键词，搜索到的文献结果为206,138条，从发表的年度来看，主要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界点，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呈现一个井喷的局面)，但究竟什么是全球化仍然是一个争议纷呈的问题。总的来讲，我们比较赞同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等人给全球化下的定义，即“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包含了诸多层面和维度”，它是“各领域、各方面的全球化模式实现了历史性回合与集中的独特时代，这些领域包括政治、法律和治理、军事事务、文化联系以及人口迁移，并且涉及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以及各国都面临的全球环境威胁”。[1]这是一个比较宏观的定义概总，而从微观来讲，我们则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等等诸多层面得出不同的定义和结论。但无论全球化的定义如何，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事实是，世界正逐渐变成密切联系的整体，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等领域的联系和相互影响正在不断加强。总之，全球化从来都不只是表现为世界发展的一种状态或结果，更重要的它表达了一个历史过程。在这里，这个历史过程不是特指经济全球化抑或是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而是指代包含所有层次、所有领域不断趋于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进入新世纪以来，正如由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向一样，全球化走向后全球化时代的趋势也不可避免，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什么是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究竟给人类带来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等。从历史角度来讲，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可厚非，但是关于这些利益的分配在多大程度上是公平正义的以及能实现多大程度的公平正义却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和探究。正如罗尔斯所强调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 随着发展伦理学的兴起，人们开始用一种新的视野——国际伦理的视野去看待和反思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问题，逐渐将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人类的发展问题纳入到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的探讨中来。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所造成的发展不公正问题上，人们也不再是默许和束手无策，而是积极寻求一些措施对旧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或者重新做一些新制度的合理安排。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言，“争论的中心问题不是全球化本身，也不是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市场的利用，而是对制度安排的总体格局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产生了对全球化利益的极为不公平的分享。问题不在于穷人是否也从全球化中获得了某些益处，而在于他们是否得到了公平的份额和公平的机会。为了克服给世界各地穷人提供极为有限的机会的不作为和障碍带来的问题，迫切需要对制度进行新的安排)进行改革。全球化应得到合理的辩护，但全球化也需要改革”。[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伴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浪潮而形成的，反过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