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方法与运用.docVIP

法律方法及其运用 法官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护神，应当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丰富的法律知识，惟法律是从的信念自不待言，但更重要的是其应具有裁判案件的执业能力。因为裁判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案件处理的好坏，但由于前些年司法界和理论界对法律方法问题一直缺乏关注，一方面导致法官裁判能力的培养缺少上层的推动力而乏善可陈，另一方面因缺乏相关专业教材，即使想培训亦倍感无奈。随着近年来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官裁判能力的提高问题日益得到司法界的重视，诸多学者亦开始重视法律方法问题的研究，更有热心者为其推广而四处奔波。笔者不避浅陋，试就法律方法及其运用问题加以探讨。 一、法律方法之重要性 我们知道， 法律是一种阐释性的概念。[1]（第364页）法律如果没有法院来阐说和界定其真正含义和实际操作，就是一纸空文。[2]（第111-112页）也就是说，法律是普遍一般的规范，把法律适用于社会现实生活需要法官的能动作用。法官的角色已不再像以往所理解的“自动售货机”那样，投入法条和事实，输出法律判决。法官裁判案件需要做两大主要工作：一是认定事实，二是适用法律，通常所说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这个意思。但如何认定事实，如何适用法律就涉及到裁判方法亦即法律方法问题了。 方法，是指在给定的前提下，为达到一个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所谓法律方法是指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 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或者说，它是由成文法向判决转换的方法，即把法律的内容用到裁判案件中的方法。[3]广义的法律方法包括法律思维方式、法律运用的各种技巧和一般的法律方法，狭义的法律方法仅指法律（解释）方法。本文主要围绕狭义的法律方法加以探讨，当然其中有关分析也可能适用于广义的法律方法。 我国法学界对于法律方法的研究与应用情况是怎样的呢？按照我国台湾学者杨仁寿的观点，“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医学、工程学与法学相继发轫，起点相若。顾70年来，医学、工程学早自‘医生’、‘工匠’阶段起飞，进步一日千里；独法学犹邯郸学步，笼罩在概念阴影之下，良堪浩叹。……推其原因，固有多端。然最主要者，厥习法者多不知法学方法为何所致。”[4]（序言）虽然其所指的是台湾法学界，因一向疏于方法论之研究，致法学之发达甚受限制。但内地法学界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内地法学界忽视方法之倾向更为严重，对法律方法的忽视，导致了学界对此关注不够，法律系学生大多欠缺法律思考之基本工具，实务界的法官执业技能不高，法院判决之理由，不讲求法学上之论辩，而其他法律从业者如律师、检察官对法律方法亦知之甚少，更谈不上运用娴熟了。 法律方法近几年来逐渐在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引起重视，究其原因，是其对法治所具有的积极推动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方法能保证法律人较为准确地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事实的法律意义，从而在成文法律与事实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使共性的法律与个案间建立起逻辑联系，使纠纷在法律范围内得到解决。第二，法律方法能排除人们对法律的任意理解，它为防止专断与任意设置了“思维方式”的藩篱。法治从其根本上来说，主要是防止专断与任意。为达到此项目的，立法者设计了规则、程序。可是我国近20年的法治实践正在提醒我们，由于轻视法律方法的研究与培养，我们已经明确的大量规则、程序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第三，法律方法提升了法律人处理纠纷的能力，从而增大了法律的自生能力和适应复杂社会的功能。法律必须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这就要求法律具有 “活”的因素。法律之“活”要求它应具备一定的自生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和活生生的社会相融。但法律的自生能力应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而法律方法正是划定法治框架的基本手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法治离不开法律方法，没有法律方法的法治，离专制几乎没有距离，甚至法制还可能成为专制的托词。[3] 由上可知，法治之实现，法律秩序之构建，须仰赖法学家和法律家于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中关注法律方法。而法律方法对法官尤其重要，法官只有借助于各种法律方法才能把成文法和司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疏通由法律规则到个案判决的转换过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做一个好法官，必须掌握好裁判方法。 二、法律方法之具体分析 关于法律方法的具体内容，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国内学者陈金钊教授认为，司法过程中的一般法律方法，主要包括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价值衡量、漏洞补充以及法律论证方法。[3]我国台湾学者杨仁寿将法律（解释）方法分为三类：狭义的法律解释、价值补充、漏洞补充。其中，狭义的法律解释又分为文义解释、论理解释、社会学解释。而论理解释则具体包括：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合宪解释。[4]日本学者伊藤正己认为法律解释的方法主要有：文学解释、文理解释、扩张解释与缩小解释、类推解释与反对解释、当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