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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特色音乐文献 ――索引学视野中的乐谱文献工作 景月亲 （西安音乐学院图书馆 710061） 文 摘 索引学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有赖于索引学的原理与方法在各个学科乃至各类型文献领域的应用实践。索引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不会也不应让任何一个学科或文献类型留下空白。本文以索引学的视角，审视作为特色音乐文献的乐谱文献工作，如号码索引之于作曲家作品的整理研究、版本对照索引之于乐谱版本现象与研究、旋律索引之于音乐主题类工具书排检系统的设置以及曲目索引之于馆藏乐谱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等等，指出存在问题，呼吁索引学界关注包括乐谱文献在内的特色文献索引编制与研究。 关键词 音乐文献乐谱 号码索引 版本对照索引 旋律索引 曲目索引 索引编制 索引学是一门实用科学，各门学科的深入研究和发展都离不开索引的帮助。相应地，索引学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也有赖于索引学的原理与方法在各个学科乃至种类型文献领域的应用实践。索引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不会也不应让任何一个学科或文献类型留下空白。在音乐学科领域，作为记录音乐艺术形象的乐谱和音响资料可谓独具特色，被喻为特色音乐文献，其整理既有与普通文献相同的一面，又有别于其它类型的普通文献。以索引学的视角审视特色音乐文献并期望引起关注，无论对我国索引学界还是音乐文献学界均有着积极的意义。 乐谱文献的产生先于音响资料。它是记录和保存音乐作品的基本文献形式，是将音乐形象用记谱法记录下来形成的一类音乐文献。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记谱法的产生和完善对乐谱文献的最终出现至关重要，从而结束了音乐口耳相传的传承传播历史，使音乐的保存利用有也稳定的符号保障。但是，印刷术发明之前，音乐作品主要以手抄的方式缓慢流传，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活字印刷术的改进，乐谱出版业在欧洲各城市相继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作曲家们逐步摆脱了对抄谱手的依靠，其新的作品代之以统一的印刷本乐谱形式在更大范围内快速传播，乐谱文献的收集、整理、保存、研究工作随之兴起。由于乐谱文献在音乐作品的保存以及由此展开的研究作曲家创作思想、分析作品风格、诠释音乐作品方面的划时代性贡献，所以自乐谱文献产生以来，围绕乐谱文献的一系列工作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的论述将以索引学的视角，梳理、分析关于乐谱文献产生至今的几类代表性乐谱文献工作，审视乐谱文献工作已有的成绩、不足及其它相关问题。 号码索引与音乐家作品的整理研究 号码索引是以某一类型文献原有的编号作为标目，并按照号码顺序排列的索引〔1〕。整理音乐家的作品，“编号”非常重要。早期作曲家们的作品并无编号，编号的起源始于西方〔2〕。西方音乐史上，著名的作曲家多不胜数，著名且留传后世的音乐作品更是难计其数，加之音乐创作的即兴性及作品体裁的多样性因素，早期一些作曲家个人作品零散无章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围绕某一作曲家个人作品的演奏、研究、出版而掘整理其作品显得尤其必要。在这一过程中，最终形成一套或几套相对完整的作曲家作品目录，这个“作品目录”实际上即是基于索引功能的个人作品号码索引，而“号码”则是源于整理者所给出的作品编号。 音乐作品编号是标识作曲家作品的序号，大体出自作曲家本人、出版商、音乐学家三类人之手，最常见的用.OP. （拉丁语Opus的缩写，即“作品”）标记。在欧洲18世纪初期，作曲家一般不为自己的作品编号，这时多由出版商为了区别同一作曲家的不同作品，从方便的角度为作品由小到大编号，通常按其作品的创作次序。但由于不同出版商有不同的“OP.编号”，所谓的作品编号并不能完全如实反映作品完成的先后顺序，于是一些作曲家本人开始为自己的作品编号。如贝多芬最早系统地为自己作品编号的作曲家，我们今天看到的重要作品皆出自其本人之手。但即便如此，个人编号仍有许多遗漏。因此，后来越来越多的音乐学家从利于后人对作曲作品研究出发，对重要作曲家尚无编号的作品进行有系统地编号：对系统编号者加以重新编号，并标注特定的标记，这些标记通常是提出新作品编号的学者名字的代表字母或者目录、索引名称的缩写（由于整理者不同，有的作曲家会有两个甚至三个作品编号），例如海顿的Hob编号、莫扎物的K和KV编号、斯卡拉蒂的L、K和P编号以及巴赫的BWV编号、肖邦的BI编号，等等。这些都已成为权威的作品通行于世，如《巴赫作品目录（Bach-Werke-Verzeichnis）》简称BWV，为现在世界上巴赫作品最为标准的编号。又如肖邦作为即兴作曲大师，其个人作品的手稿之多是音乐史上人所共知的，这同时给肖邦作品手稿研究带来许多困难。英国学者布朗于1960年将肖邦作品重新编号，命名为《布朗索引（Brown Index）》，简称BI编号，被公认为极具学术价值。 确定了作品编号并以此为序逐一编目〔包括：编号、曲目（标题）、创作地点、日期（或首演地点、时间）等〕形成作品目录或索引。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