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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史之乱看唐代地方“道—镇”的设置 2010级中国古代史 周二保 摘要：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地方行政体制和职官制度变革的时代，它继承隋朝的改革体制，一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两级地方行政体制—“州县”为“道镇—州—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职官制度也随其变化，这一切的催化剂就是把盛唐王朝带入深渊的八年“安史之乱”。 关键词： 唐代 安史之乱 道—镇 唐代的“道”的设置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唐前期监察性的“道”；二是唐中后期即安史之乱后地方实体性的“道”。这样从前期监察性的“道”到中后期地方实体性的“道”的转变过程标志着高于州县一级的新一级行政体制“道—镇”的最终形成。那么它具体的形成过程是怎样的呢？史料有哪些呢？ 第一，唐前期地方监察性的“道”。史料记录分析如下： 贞观元年，按山川地形便分全国为十道，设巡察使，形式上虽为地理区划，其实暗含监察区的意味。 唐睿宗景云二年，更巡察使为按察使，并改差遣制为常置制，从现在开始有了地方实体性的寓意；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在分全国十道为十五道的同时，在“每道置采访使检查非法，如汉刺史之职”，并让各采访使兼任各要州的刺史，因此而定下正式的监察区体制。天宝末年，采访使又兼任黜陟使，掌握地方官吏的黜陟大权，虽此时仍为监察性，但固定的监察区置固定的监察官员，已有变味的危险。在这里，我们加上一句：“唐玄宗设置的监察区一方面是形势所趋，另一方面则是他早年踌躇满志大有“吞并四夷”之思的表现，开元盛世使唐玄宗对形势充满信心不去顾及监察区的变化前景。然而，监察区一经固定，监察官员一任常职，变为行政区行政官员的可能性就是指日可待了，只要一有催化剂就能促成这一转变。 第二，唐中后期地方实体性的“道”的过渡过程及史料分析。 1、根据《唐会要》卷七八：永徽以后除都督带使持节，即是节度使，不带节者不是节度使。所以节度使之差遣始于永徽年间。不过此时节度使为临时差遣，事毕即罢。据《资治通鉴》卷二一〇云节度之名是景云元年自幽州镇薛纳始，即可以看成是自薛纳起而节度使固定化，而节度使成为固定职务并拥有固定辖区于治所则始于《唐会要》中记载唐景云二年敕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之设置在唐玄宗开元年间逐渐增加，唐玄宗为了边防需要，在边境地带设置了10个节度使辖区即方镇，即《唐语林》所说：“明皇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卢，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边；曰岭南五府经略吗，以备南边。”十节度使之设使军权由内重外轻变为内轻外重。起初节度使只负责管理军事指挥，不管钱粮，更于民政无涉，出现危险性尚不大。如《资治通鉴》所载：“景云元年十二月，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其中支度、营田即分管军资粮仗与军队屯田之事，与节度使同时并立。而节度使防区内各州之民政事务仍由刺史掌管，并接受中央派出的采访使之监察，与节度使无关。这样一来，使得军队内部权力互相制衡，又使军队与地方分别治理，节度使军权虽大亦不能专擅一方。但开元后期，权力制衡之机制逐渐受到破坏。节度使开始兼任支度、营田使，进而兼任采访使，遂集军、民、财政于一身。如张如珪就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转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副大使，不久又加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正好从这一年起，全国被分为十五道，采访使由流动监察变成为以道为固定监察区的检察官，对所监察之州县于是更是拥有更大的制约力，若再加黜陟使，则更具有便宜从事之专权。节度使既兼上述诸使，则专擅一方的危险已经出现。但唐玄宗对此不但不加警惕，反而变本加厉，不但使节度使兼职于财政、屯田、监察方面的使职，而且让一人兼数方镇之节度使，等于授人以叛乱之资。典型的是开元二十八年，以安禄山持节充平卢节度使、支度、营田、陆运、押两番、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处置、平卢军摄御史大夫、管内采访处置等使。四年后，于天宝三载（744年）又授为范阳长史，充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九载，又命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不久又令兼河东节度使。又王忠嗣于天宝五载兼陇右、河西、朔方、河东四道节度使，以“一身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权力腐人，这些节度使“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在条件成熟，即朝廷政治腐败之时，何得不反？唐玄宗使其宠臣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二州及河东的节度使外又兼任河北道采访使，开了集军、民、财政大权于一身，合方镇与道为一体的先例，麻烦随后就接踵而至了。安禄山叛乱搅了唐玄宗的太平美梦，接着为平叛，继而采取战时紧急政策在全国遍设节度使，建立起方镇，就这样新的三级行政体制在金戈铁马的撞击声中冒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