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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红学新路径之一——《红楼梦》接受史研究红楼梦, 红学, 路径, 研究作者：喻晓/闻钟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由梅新林先生在’99北京会议上提出，现又设为该次会议的主题。以往的红学研究，原本就含有“三文”互见的因素。索隐派、考证派的研究，脱离不了文本与文献的紧密结合，只是在方法论上存在一些谬误；自王国维而始的小说批评派，立论之初便占领了文化与文本融合研究的制高点；建国后关于小说的时代背景、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与思想主题等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具体史料、文本内容和历史文化的彼此参证与互相发明；对小说中茶、酒、药等物质态文化的研究，与政、法、婚姻等制度态文化的研究，更是需要将有关文献与文化状态和小说文本结合起来进行：；80年代后的一些著作，如《红楼梦哲学精神》（注：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等，则侧重于从文本中发掘、发明其精神态的文化价值与哲学意义（此亦不妨看作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承绪）。“三文”融通的研究方法，不同程度存在于20世纪的红学历程，只是没有自觉形成方法论的理论构架。面临21世纪，学者们呼唤观念和方法的更新。我们以为引进现代阐释学和现象学的理论方法，以历史与现实的读者为中心，研究《红楼梦》本文的接受史，不妨视作“三文”融通与创新的路径之一。现不辞浅陋，一陈管见如下。 德国文学理论家本雅明早在1931年即提出了“双线”文学史说，认为文学史应由两条线构成：一是作家对作品的创作史，一是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史。他在《文学史与文学学》一文中说：“对作品的整个生命及影响范围，应与作品、尤其是与创作史平等相待，也就是说，要注重作品的命运、当代人对作品的接受、作品翻译情况及作品的荣誉。这样，作品便能够在心灵深处构成一个微观宇宙，乃至微观永恒。”（注：本雅明《经验与贫乏》页250—251，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尧斯是接受美学理论家，他倡导建立一种把美学因素和历史因素联系起来的新型的文学史。他在1976年出版的《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曾这样申明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意义：“一方面，它必须说明文本的效果和意义所赖以具体呈现在当代读者面前的实际过程；另一方面，它要重新构造读者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接受和解释同一文本的历史过程。这就要求在衡量一部艺术作品的现时效果时，必须参照早先人们对该作品的经验史，并且在效果和接受的基础上形成审美判定。”这也就是说，接受史研究不仅有独立的学术品格，而且也是进行状态中的审美判定的必要的历史前提。尧斯从宏观接受的角度阐明接受史的本质内涵和前提条件。德国接受美学的另一位学者伊泽尔则重视文本阅读过程中本文与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特点，建构了以读者阅读心理为重心的审美反应理论。他所发挥为说的“本文的召唤结构”（注：伊泽尔《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从微观接受的角度阐明了经典作家作品绵延数百年的辉煌接受史之所以形成。接受美学引入中国并用于文学研究，自80年代始。接受史研究正在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且学术前景广阔，大有发展余地。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的研究，已有出色的成果，如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注：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杨文雄《李白接受史研究》（注：台湾成功大学1998年版。）等10多部专著和80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对于古代叙事文学的接受史研究，也有一些篇章问世（注：详见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之《附录》中页332—338“接受史研究论著简目”。）：《红楼梦》的接受史研究，目前除了刘宏彬先生的《红楼梦接受美学论》（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外，尚无大的动作。如何运行接受史理论与方法到《红楼梦》研究中，应是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红楼梦》接受史与《红楼梦》研究史不同。研究史的范围，涉及到作品评价、版本源流、成书过程、作家生平与本事考证等等；接受史则以审美经验为中心，集中考察历代读者对文本的审美反应，进而窥探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红学史上的“红学”定位之争，存在着理论熟悉的盲区。认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才是红学范畴的说法，无疑有很大的片面性。《红楼梦》的研究史，自然应将“小说学”即小说文本的研究包括在内。而若研究《红楼梦》的接受史，则主要考察历代《红楼梦》读者对作品思想艺术的审美反应，那些远离审美经验的研究对象，则不在此内。研究史偏重客观科学的整理，接受史则强调主观能动的阐释。研究红学史需要全面客观地整理自《红楼梦》诞生以来所有的研究文献，为研究者提供系统的前期预备；研究《红楼梦》接受史在于沟通有“红”以来的审美经验，作主观能动的创造性再阐释。以自觉的接受史意识对《红楼梦》这样一部经典作品进行接受史研究，不仅能深化对作品文本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