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之功利思想析论.docVIP

李覯（1009-1059 A.D.）之功利思想析論 李哲賢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導論 在先秦時期，孔子、孟子和荀子三人，創建了儒家主要的道德原理，提供了一個嶄新的人生理想和文化理念。這三位早期儒家的偉大人物乃儒學傳統中最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先秦儒學之核心思想乃內聖外王之道，其中，尤以內聖之學更為根本。內聖即肯定人之德行是本有的，故人人經由修養自身之道德潛能，則皆能成聖。這種人人皆可以成為聖人之觀念日後乃成為儒學傳統的基本精神。 降至漢代，其時儒者之思想迥異於古代儒學，且甚而遮蔽了先秦儒學之真正特質。整體而言，儒家思想的研究在兩漢時期幾已停滯不前。有些儒者，如董仲舒（179-104 B.C.）竟認為孔子是一位由天而降的神，且相信一般人是無法成聖的。蓋凡人生來並未具有如聖人之諸般能力。另外，漢儒喜歡採用陰陽學派及五行理論去詮釋儒學，他們幾乎曲解了儒學之真精神。 兩漢之後，時至魏晉（220-420 A.D.），先秦之道家思想有了新的發展，學者稱之為「新道家」。此一時期，道家興盛而儒家沒落。其後至唐代（618-907 A.D.）當時一流之思想家多為佛學家，蓋此一時期乃中國佛學之黃金時代。由魏晉至五代，佛學乃中國哲學思想之主流。雖然，儒家仍繼續維持其社會教化之影響力，然在哲學方面，並未有任何重要之發展和貢獻。 直至宋代，當代之儒者相信一般人經由內在之自覺可以成聖，而此一觀念自漢以來已沒落了。並且他們聲稱他們在儒學傳統中已達到一新的高峰;因為，他們引進了新的內容和形式，且在儒學探究上有了新的深度，由此，而有所謂宋代儒學之復興，世稱「新儒學」(Neo-Confucianism)。 一般而言，新儒學一詞指的是理學（the Philosophy of Principle），它是與整個宋、明之哲學傳統相一致。在它長期及顯著之譜系中，由宋代之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陸象山，一直到明代之王陽明及劉宗周，宋、明儒者之主要關懷是追求道之實體，且主要經由哲學思辯，企圖建立儒家之道德原則。雖然，此種哲學思辯之形態對宋代儒學之復興而言是嶄新而令人注目的。但至少在北宋時期，理學並非當時儒學之主流，而是直到南宋時期，理學才開始取得新儒學之主要地位，並被視為正統。然而，就整體而言，理學在儒學大規模之復興中，只不過是其中之一分支而已。 在儒學傳統中，儒學包括了三個方面，即文獻研究、內聖之學與外王之學。在這三方面中，文獻研究指的是研究儒家之原始經典，且擴大到經、史、子、集等各種文獻。它被認為是保存和傳達儒家真理之媒介。「內聖」則強調經由道德之自我修養，而達成個人道德之自我實現。而「外王」則是將經世濟民之理念付諸實行。在儒學復興中，早期宋代之新儒家皆對儒學此三方面有充分之理解，因此，當熙寧二年（1069 A.D.），神宗（r.1067-1085 A.D.）詢問胡瑗（993-1059 A.D.）之高弟劉彝（1017-1086 A.D.），「胡瑗和王安石孰優」時，劉氏回答說：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 ，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 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 根據劉氏之說法，聖人之道包括了三方面：一是講體，如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之體;一是講用，如何以儒學來建立社會政治秩序，即所謂經世濟民;最後是文，即指經、史、子、集等各種文獻。 〞在道的三重性概念中，吾人對於宋代儒學所追求的目的有一簡明之陳述。依此，廣義之儒學乃由宋代學者之多元活動所發展而成的〝。 就劉氏對儒家之道所明確陳述的三方面而言，體即指內聖而言，它對新儒學而言乃是最根本的。而道之體是不會改變的此一信念使得儒者積極地追求儒道之形上基礎。道之用指的是外王，它主要是強調經世此一政治和社會層面而言。體和用兩者乃一體兩面，彼此互相涵攝。就此意義而言，體和用被認為是比道之文的傳統遠為重要和真實。其後，宋代強調儒家到之體的學者發展成為理學家，並建立新儒學之正統;而強調道之用的學者則發展成為功利主義者。 宋代功利思想之興起 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學而落在功利思想上。其理由是當時之政治趨向實際，而理學則較為理想化。功利主義於此是指涉一種政治學說。其特色是重心落在國家社會之實際事務方面，且反對道德原則之形上思辯。它的基本關切是為了改進人民之生活，強化軍事以對抗異族之入侵，並使國家富強。功利思想乃是反佛教及對國家軍事積弱的 一種直接反應。 作為一種外來宗教，佛教只是當儒學衰落之際傳入中國，並在唐代開花 結果，成為當時之主要思潮。自唐朝之韓愈（768-824 A.D.）和李翱（774？-841？ A.D.）闢佛之後，反佛亦成為宋代儒者之主要關切所在。他們反對佛學的主要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