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公权力成为西方在精神上殖民中国的助力者.docVIP

不要让公权力成为西方 在精神上殖民中国的助力者 看完《文汇报》前驻法高级记者郑若麟在共青团中央网络公开课上的演讲《如何抵御西方的精神殖民》，很是感慨，感慨这样好的课很少听见，也为团中央在舆论战线的创新和努力鼓掌。 郑先生在这次演讲中，用严谨的逻辑，指出了西方在精神文化领域殖民中国的特点、方式和结果，让人很为国人精神沦落担忧，也能激发爱国者的反击之情。郑先生对如何防止西方从精神文化上殖民中国，提了两条建议，一是要有怀疑一切的精神。这是有独立思考能力之人本应有的态度，但由于媚洋心态，很多国人对西方话语已没有了怀疑态度，追求自由民主，却没有怀疑态度，又如何辨清是非。二是要树立民族自尊为特征的自我意识。自尊心，对个体来讲，应是一个人人格的底线，对民族来讲，则是民族应有的脊梁。这点成为对抗西方精神殖民中国的关键，因为，如何让人民有民族自尊心，是当前的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人民由于各种原因，活的没有尊严，难以维持自己的尊严，而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掌握公权力的人造成的，试问，又如何让这些人有民族自尊心？ 2013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新生委员以《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为题发言。首先讲了下面这个故事：一位厅级干部反对女儿移民国外，女儿讲：“爸爸，我移民国外，你的外孙上幼儿园就可以不求人”，从而说服了父亲。这让人联想起改革开放之初，白桦的小说《苦恋》中，一位苦苦留恋国家的老画家反对女儿到海外去，女儿讲：“爸爸！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二者何其相似。这两个事例，实际上都是追问在国家治理中，如何尊重人性、如何服务人民，从而使人民有归属感和尊严的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因政治运动扭曲人性、打压人性尊严的事已几乎绝迹，但以权为柄使人民缺乏尊严的事却屡见不鲜。一位师级职务的战友，重新回到某省会城市工作后，想把随军的家属户口从新疆再迁回来，费了不少周折开了几个证明，甚至回了新疆一趟开证明，还是被人为的拖延。一日，恰巧与公安局副局长坐在了一起，顺便咨询起迁户口手续到底怎么办，副局长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你明天找×××就行。第二天，还是到前面那个办事机构，很顺利地办妥了户口迁移手续。这位师级干部，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尚且被反复折腾，最后也是因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得到副局长的帮助，才得以“较为顺利”地解决了户口迁移问题。然而，如果是普通老百姓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让群众缺乏归属感和尊严的问题？社会上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和国家维稳负担之重又说明了什么？在这里，没有例举较为极端的例子，只是举出社会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再普通不过的事，也正因其普通，在反映公权力机关与人民群众关系上则更为深刻，因为它反映了权力本位与人民本位关系严重倒置的普遍和常态化，体现了不少执权柄者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自己的初心。 上述问题，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能力还有待提高，治理体系还有待完善，这种提高和完善，有赖于执权柄者心中有人民、心中有规矩，有赖于法治国家的推进和依法行政的真正落实。可以看出，提高执政党的国家治理能力，是让人民有尊严的重要条件，而其中反腐是给人民以尊严，对抗西方精神殖民的基础工程。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给人民以公正，让人民活的有尊严，不求人、少求人，使人民对民族对国家有更多的归属感，是每个共产党人、每名手握权力者应认真思考并努力去做好的事，当你掌握了公权力，你就肩负了为党为国家和民族凝聚人心的神圣责任。如果因你手中权力的不当运用，而让部属或人民看不到公正，缺少尊严，削弱人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你就是在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掘党执政之根、挖国家稳固之基、涣散民族聚合之力，为西方在精神上殖民中国开垦沃土，在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所起不到的负面作用，在做西方精神殖民中国的助力者和帮凶。 强调公权力的正确运用，就是要使共产党避免国民党化，本质上是要克服行政权力的专制官僚化和官本位的寻租特征，剔除以权力奴役人民的心态，否则会奴化国民性，从而为汉奸的产生提供热土。玩弄权术、求人、被求成为一种怪圈，国人将始终跪拜在权力底下，国民将呈现出“做奴隶而不得”和“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官员们将呈现出“做老爷而不得”和“做稳了老爷”的时代。如果这样，中华民族将沦落为精神上的贱民，普通群众对国家不会有真诚的归属感，对民族不会有发乎内心的自然亲近感，更多地会产生国非我国、族非我族的被弃心态，西方话语会很容易在这些缺乏尊严和归属感的人民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昔日，大清帝国与英帝国开战时，大清子民纷纷观战，而非积极参战的场景也许会重现。所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用公权力给人民以公正，用共产党的价值观来行政，用自己的好形象凝聚民心，就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从公民个体讲，在祖国，活得没有尊严，没有踏实的归属感，但离开祖国，也绝不会有哪个国家会给你真正的归属。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