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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制度的百年徘徊 2013年07月11日 来源：中国新时代 作者：仲继银 　1904年1月21日，《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颁布，比法、德、日、意等国现代公司法的颁布晚不过二三十年，但是革命的洪流打断了中国公司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现代公司制度再度回到中国经济舞台时，百年已逝。　　传统中国的企业　中国传统几千年的企业制度发展中，大型企业一直是官办为主，民间企业则以家庭作坊为主。民间企业中有发达的合伙制度，也有“股份”的概念，但是均与现代公司制度的基本思想及核心概念无关。　中国传统社会里，有国有家无个人。有刑法无民法，或者说是刑民不分。从株连九族到父债子还，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不是个人，家庭成员之间对家族外债负有无限连带责任。从《唐律》、《大明律》到《大清律例》，祖父母或父母在，子女别立户籍、分异财产，都是重罪。　中国传统的合伙经营企业里，盈亏与共、苦乐均受，是一种基于人合的无限责任形式。其中的“股份”概念，也只是个人按所出人财物的比例分担风险和分享收益而已，并非基于有限责任的现代公司股份或股票概念，更没有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与其组成人员之间财产和责任分离的概念。　在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列强冲击之下，特别是在九省通商之后西洋公司进占市场及吸纳华商入股等行为的影响之下，中国官方及民间均开始了发展“公司”的探索。　　洋务运动中的公司探索　1872年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是中国人自己开办“公司”的历史起点。“官督商办公司”是西方法治-市场经济下产生的公司制度与中国传统官治-权力经济体系的一种对接。商办，商人出资，甚至发行股票，并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但是官督，“由官总其大纲”，官员实际掌控公司权力，股东会、董事会等完全形同虚置。　史学者们称这些官督商办公司为“准公司”，实际上这些企业不仅不是有法人自治权利的现代公司，甚至也不能算是作为现代公司直接前身的“特许合股公司”。特许合股公司，虽然其成立需要获得皇家或者议会的许可，但是其成员作为出资人的权利是得到充分保证的，也就是说他们能够自己选举产生董事和总裁，并且董事和总裁全权管理公司。　中国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如轮船招商局等，吸纳民间资本、学习西方公司运作，取得了一时的辉煌，但最终还是败于官之手——从名义上的官员监督演变为实际上的官员操办。相比之下，同样起始于航运的日本三菱，明治初期由岩崎弥太郎私人创办，则发展为至今仍世界著名的大企业集团。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民间资本也兴办了一些公司类企业，甚至在1880年代时兴起了一阵公司热，但是终因法制的缺乏和实际无法可依状态而不能发展起来。　从《公司律》到《公司条例》　1904年1月21日，《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颁布，首次把现代公司的概念正式纳入到了中国经济体系之中。虽然这部公司法直接吸收了当时各主要国家公司法的概念，有些地方相比中国当时的商业实际过于超前，但还是对中国公司制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据统计，1904年到1908年之间，每年根据《公司律》正式登记注册的公司数量都在50到60家（张忠民著《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250页）。　为了提高《公司律》的适应性，鼓励民间发展公司，1907年清政府官方和民间商会同时启动了商事习惯和商法调查，广泛收集民间商事习俗、规则和各地商会、商人对商法-公司律的建议和意见。历时三载之后，1910年底形成了民间版本的公司法建议稿——“商法调查案-公司律”。清农工商部（1903年成立商部，1906年更名为农工商部）在商法调查案基础上整理出了“改订大清商律草案”，但还没有来得及颁布，清政府就被推翻了。不过，这一草案最后还是实际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部“公司法”——1914年1月13日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颁布的《公司条例》。之所以不称公司法而称公司条例，是因为它是未经立法程序，由农商部拟订后呈袁世凯大总统并以大总统令的形式颁布施行的（魏淑君著《近代中国公司法史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96页）。　尽管实际施行时间不过七年多，但是大清《公司律》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公司法，给中国经济体系正式装置上了现代公司制度，并由此给中国社会嵌入了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谓是革命性的商业思想。其中一些现代公司制度的关键要素，至今仍未做到，仍需要去努力构建。　独立法人和有限责任　1904年的《公司律》并未明言公司是独立法人，但是在其有关条文中实际做出了这样的制度安排（以下有关公司律的条文内容均引自江眺著《公司法：政府权力与商人利益的博弈》一书附录中“公司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1914年的《公司条例》则在其总纲之第三条中明确规定：“凡公司均认为法人”。　公司律把公司分为四种：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