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富之途.docVIP

中国民富之途 王一江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课程前言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2010年12月，十七届五中全会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提出，这个从国富到民富的思维转变背后，我们不禁思考：究竟何谓民富，国家政策如何调整才能富民利国，其他国家又有哪些经验与教训，中国实现民富路在何方，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长江商学院教授王一江先生，大家掌声欢迎。欢迎王一江教授做客《世纪大讲堂》，下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王教授的短片。 王一江，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教授，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终身教授。王教授出生于湖南，高考前曾在农场和边疆劳动，也曾在工厂和中学工作，197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9年后曾陆续担任世界银行顾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等职，也曾在哈佛大学、华沙经济学院等高校授课，2010年，他将自己对于发展与分配问题的观点结集成册，是为《民富论》。 主持人：我们过去一直在呼吁就是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应该高度重视藏富于民的问题，那么现在可以说是2010年12月份的这一次的全会，这样一个思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思路的转变，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您认为呢？ 嘉宾：我也是看到了这个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以后，觉得特别振奋人心，我想这是从最高层的角度，恐怕也是几千年来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出，要把让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普遍大幅度持续地提高，作为我们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主持人：好像在我们一般的有一些中国人的心目中间和思维中间，总有一个概念，好像国家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这样的实体，好像它这个实体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国家中间的个人幸福的一个根本的保证，甚至是来源，是吧，您觉得这个逻辑可能是有问题的，是吗？ 嘉宾：这个逻辑是有比较大的问题的。其实我们现在更倾向于认为掌握国家机器的人和其他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存在着个人利益，都是存在着个人动机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应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和手段为自己谋利益、谋幸福，所以对控制国家机器的人，他是怎么思考问题，他是怎么决策，这个呢我们现在从学术的角度，从历史经验总结的结论来看，我们是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所以现代社会里面大家更关注的是怎样制约国家。 主持人：所以现在我们说，中央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思维的转变，那么这个思维其实在以后变成具体的政策的时候，恐怕中间还会有一些由于认识的问题，然后对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思维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干扰，是吧。 嘉宾：对对对，你比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税务部门它就始终把增加税收、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它的奋斗目标，而不是说怎样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提高，促进大家幸福指数的提高，促进企业的发展，把这些作为它税收政策的目标，当然国家需要有税收的部门，国家需要收一定的税来办一些事，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收的越多越好，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集中到国家手上，当成国家的大事来办，这个就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了，我想有了民富这个概念以后呢，这个问题的探讨大家就更容易统一认识。 主持人：所以实际上现在您的研究工作，包括您的教学工作，相当部分其实是在往这方面，在某种意义是做一个启蒙教育工作。 嘉宾：至少是作为一个声音吧。 主持人：一个声音，对，好，我们希望这个声音越来越大。下面我们就给王教授一个这样发表声音的讲台，让我们欢迎王教授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中国民富之途》。大家欢迎。 一、何谓民富 导视：何谓民富？国际对比与历史经验、效益创收与利益分配又如何总结与观察？长江商学院王一江教授做客《世纪大讲堂》，剖析《中国民富之途》。 嘉宾：我们探讨民富的问题，就是说要怎样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而且使得这个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好处，能够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中得到比较公平的分享，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民富的概念。 那么我们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还有多大的提高的空间呢，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百几十个国家，这一百几十个国家可以分成三个大的类型。一类属于发达国家，那么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在四万、五万甚至七万、八万美元，而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人均的年收入只有两百美元、三百美元，这个差距在一百几十倍以上。 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成果，现在我们达到了人均4000美元的这样一个状况，那就是说我们和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比，我们是相当于他们人均收入的10倍左右，我们和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比，我们大概相当于它的1/10左右，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体制理顺了，政策对头了，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收入还有再增加10倍的空间。下面的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够把这个90%的，还没有拿到手的收入把它做出来，把它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