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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化研究方法探讨 作者：纪晓岚 来源：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近20余年以来，城市化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重点，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堆积如山。讨论最多的问题，并不表明人们已经清醒认识了的问题。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几十年不变的计划经济制度和政策，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城市化认识的局限和偏见，其中包括研究方法的偏差。本文就城市化研究方法问题加以探讨。 一、城市化研究方法的反思 方法论，指的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方法的理论。其中包括作为研究基础的各种假设以及研究者用以解释材料和列出结论的标准和原则。在以往的城市化研究中，存在着有待于纠正的几种研究方法。 首先，在研究城市化的历史过程时，存在着一种“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采用了“分离法”，即把城市化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进程相分离，将它视为一个孤立的历史进程，将主观的认识和脱离历史背景的理论性分析运用于城市化研究之中，把城市化设想成一个自我独立运行的历史过程。仅注重其表象特征，忽视了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缺少对城市化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的系统综合分析，缺少对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制度与城市化相互作用的整体分析。如把城市化仅仅看作是工业化过程，看作是人口聚集的过程，从而忽视了许多与城市化密不可分的重要因素：国际贸易、科技革命、农业现代化以及政治体制变革等等。实际上，城市化与人类社会发展有着同步性、关联性和相互制约性的关系。 其次，在研究外国城市化经验时，存在着“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即在注重城市“国际化”研究的同时，忽视了城市“本土化”研究。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时说：“什么叫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脱离自己的现实。经验本来是好的东西，如果不善于学习，就会变成坏东西。苏联的许多经验是好的。但是如果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就坏了。……我们要面对国家的现实，在建设中考虑经济、实用、美观。”（《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67页）。对外国的城市化经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可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地应用于我国城市化实践中，而不顾各国之间的经济、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的差异，就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例如，我国在50年代曾全盘模仿苏联的工业化城市化模式，走的是以牺牲农业、农民利益为代价的高速工业化城市化道路，而实际上，我国的自然资源状况与苏联相比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苏联城市人口所需的粮食可以依赖进口，而我国城市人口所需粮食如果完全依赖进口，风险就很大。80年代以后，又曾一度出现了盲目模仿西方城市化模式的“一边倒”倾向。90年代初，一些城市不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兴起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盲目兴建高尔夫球场和超豪华别墅。某些房地产商和企业及政府部门急功近利，自作主张，不顾城市规划的法规条文约束，盲目圈占耕地，乱建人工旅游景点。在无充分根据的条件下，我国40多座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性城市的目标。 最后，在研究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与对策时，存在着一种“经验主义” 的研究方法。把城市化看成是一个不可调节、不可改变的自然历史过程，使城市化公式化、固定化、甚至于神秘化，忽视了我国城市化特定的历史因素和人类对城市化的主观能动作用。经验主义方法使城市化研究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在此基础上所制订的城市化方针政策长期固定不变；经验主义忽视了城市化的地区性差异和发展变化特征，使城市化研究缺乏必要的生机和活力，进而束缚了城市化制度的创新。 正是上述城市化研究中的诸种不适当方法对我们全面、客观、系统地认识城市化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并使我们对城市化的认识发生了偏差，而认识的偏差则直接导致了决策的失误。如主观主义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孤立的单一运行过程，其方针政策的制订往往仅从某一个局部因素来考虑，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城市化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协调关系；如教条主义认为我国不可能超越西方国家城市化的模式，也不能摆脱城市问题的困挠，其相应的方针政策忽略了本国的具体国情．片面地强调与世界发达国家城市接轨；如经验主义认为城市化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固定的模式，其方针政策制订也渗透并反映了格式化、标准化的思维方式，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将以往的经验运用于未来城市化发展领域之中。回顾我国城市化的历史，在不正确方法的指导下所制定的城市化制度和方针政策不仅没有促进城市化快速发展，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城市化的制约因素。 二、城市化研究方法探索 1、历史综合分析研究方法 城市化是一个有别于自然史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在对城市化的历史分析过程中，应采取历史综合分析法。这种方法强调系统研究城市化的产生、发展、运动和消亡，不是采用孤立的静止的方法。要把城市化置身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中，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的大背景之中，在与经济社会政治诸种因素的联系和影响之中来研究城市化。这样一来，城市化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