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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疗基地：精神病人的爱心家园（社会万象） 本报记者　鄂平玲 　　病友在农疗基地收获蔬菜 　　周末，清晨，家住北京通州的安女士赶到国贸桥下，她将乘坐大兴区精神疾病农疗康复基地每月一次接家属的班车，去看望弟弟。两年来，她一次没落过。让她欣慰的是，弟弟在农疗基地过得不错。“母亲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弟弟，真希望农疗基地再办个养老院，我也住过去，看着弟弟一天天康复。”安女士说。　　春暖花开之际，大兴区举办梨花节。4月13日至15日连续3天，农疗基地租来大轿车，组织80多名病人去赏花。“我们领着他们四处走走，拍点照片，大家都很高兴。其他游人根本看不出这是一群需要特殊关怀的病友。过几天，我们再把照片洗出来，让家属看看，也跟着高兴高兴。”领着病友赏花的医护人员说。　　参加了梨花节的病友于青很高兴，因为她在梨花节上见着了一位电视明星。大伙一下就把他认出来了，和他握手，“就可惜时间紧，没能合个影什么的。”于青笑着说。　　不单梨花节，一年四季，农疗基地经常组织病友自愿参加外出游玩、散心活动。比如参加桑葚节、游览野生动物园等。基地文体设施也很齐全，有阅览室、多功能厅、乒乓球台、篮球场及各种健身器材等，全都放开使用。还组建了农疗组、养殖组、园林组等，病友可在农艺师的指导下，学养鸽子、孔雀、山鸡，学着种黄瓜、西瓜或修剪小灌木等，表现得好还可以获奖金或奖品。快到“五一”节了，农疗基地一年一度的春季运动会即将举行，报名参加篮球、乒乓球、立定跳远等项目比赛的病友，都在抽空做准备。农疗基地把举办这些活动，作为激发病人的活动热情进而改善精神状况的重要手段。　　“在这里，我们没有被圈起来，3人一间的病房宽敞明亮，有的还带卫生间，医生和护士不单纯地把我看成管理对象，愿意和我沟通，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尊重，所以心情挺好的。”今年38岁的于青思路清晰。她从日本回国后曾住过别的医院，比较起来，她更喜欢在农疗基地的生活。在这里住了7个月后，她恢复得不错，医生们还帮她出主意，建议她出院后找个外企当个日文翻译。　　成立于1998年的北京大兴区精神疾病农疗基地，隶属于大兴区政府，是全国首家以农业性综合治疗为手段，促进精神病人康复的非赢利基地，现由国家拨款维持。7年来，农疗基地探索以药物治疗为基础，通过开放式管理，扩大病人生活空间，进行系统社会功能康复的新模式。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中科院院士、精神卫生专家沈渔村，以及联合国有关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都来此参观指导过。　　“关键是社会对精神病人还有很多歧视，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让病人早日回归社会。这个社区家园，尤其需要来自各界的关爱。”从事20多年精神病人医护工作的农疗基地副主任侯春龙动情地说。这几年，一些来自香港的志愿者来到农疗基地，带着礼物与病友举办联欢活动，大家都很开心。要是有更多的志愿者来基地看看就好了，有助于消除社会对精神病人的偏见。　　侯春龙还有很多设想，他希望把基地办成精神病人的社区家园，带给更多病友希望之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04月21日?第四版)康宁农场距离帽峰山风景区不远，放眼望去，重峦叠嶂，果园连片，一派田园风光。 　　主楼后面的花棚里，一名农艺师正在整理花盆。主楼右侧是一个活动室，像是学校里的一个小体育馆，内有羽毛球场，乒乓球桌，划了一块地方作为“工作车间”，木架上还留着第一期“场员”折叠的一篮手工艺半成品——叠纸。 　　2005年10月，康宁农场首招“场员”，第一期16名精神病康复者参加为期3个月的“展翅高飞”工作训练营生活，“它承载着营员们康复的梦想，点燃了广州市7.5万精神病康复者重获信心、自强自立的希望。” 　　工作训练营生活包括，农艺培训、社交认知培训、健康生活培训，农艺培训主要有蔬菜生产、果树栽培、花卉管理、果蔬产品初加工等内容，“目的是使康复者由依赖家庭逐步过渡到适应社会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一员。” 　　众所周知，中国的精神病患者一直以来只能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家里或医院。国家对精神病患者的管理模式采取了综合性社会化的管理。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精神病康复者没有机会学习如何适应家庭及社会生活，出院后直接回到家里，在家庭保护政策下，整日卧床不起，无所事事，一个个患者家庭就像一家家破产的“无限责任公司”，背一辈子的包袱。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不仅精神病康复者病情屡屡复发，康复也成了一个可望难及的目标。 　　由此观之，康宁农场的创新价值不言而喻。2月16日，康宁农场的主要筹办人，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主任杨毅先生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 　　需要中间地带 　　新民周刊：作为广州市残联，最早了解到“农场式治疗”是什么时候？ 　　杨毅：我们知道有这个概念有10多年了，筹备这个事情是6年前，但是当时筹建一个单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我们就物色了一些有农场的私人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