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的集中趋向与会计控制目标的实现.doc

股权结构的集中趋向与会计控制目标的实现 股权结构的国际比较表明，股权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逐渐走向集中的趋向，集中已经取代分散成为现代公司的主要特征。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公司的控制权矛盾发生了一系列变迁，这一权利基础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会计系统在公司活动中的目标和作用，本文将关于现代公司控制权结构问题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引入对公司会计控制问题的思考中，指出公司控制权矛盾的变迁是引发公司会计控制目标偏离的基本原因，公司权利的和谐配置是会计控制目标实现的基础条件。这一现实不仅要求我们反思会计控制理论，同时要求我们在具体分析公司控制权矛盾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会计控制的目标及其实现问题。 一、股权结构的集中趋向 对公司控制权的系统论述源自Ｂｅｒｌｅ和Ｍｅａｎｓ的著作《现代公司和私产》，他们通过对１９２９年末美国最大的２００家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只有１１％的样本公司被大股东控股，少数股东在４４％的公司中占支配地位，其他半数以上的公司所有权十分分散，在典型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中，２０个最大股东所持股票的总数只占其股票总量的２．７％，由此他们得出了分散化是现代公司股权结构的显著特征的著名结论。 １９６６年，Ｌａｒｎｅｒ沿用Ｂｅｒｌｅ和Ｍｅａｎｓ的观点对１９６３年美国最大的２００家公司的所有权情况进行了分析，在与１９２９年的结果对比后发现，经理人员控制的股权广泛分散的公司数由１９２９年的６５家上升到１９６３年的１６０家，三十多年来，股权结构进一步分散。 但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Ｂｅｒｌｅ和Ｍｅａｎｓ的观点受到了诸多质疑。众多学者研究表明，美国大公司的股权结构是适度集中的，美国几百家上市公司都有主要股东持股５１％以上的情况，欧洲公司治理网发布的对其他发达国家的研究信息也显示出了类似的结果，在德国、日本、意大利，甚至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集中程度较高的所有权。 现代公司存在三种基本矛盾，即股权分散情况下股东与经理的矛盾、股份集中情形下（主要是机构大股东控制下）控制性股东（少数权利主导者）与其他股东的权利矛盾以及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它们使公司的控制权结构与基本结构发生偏离，这是形成现代公司控制权结构的根本决定因素。Ｂｅｒｌｅ和Ｍｅａｎｓ的“股权分散”及其“两权分离”的情景不是现代公司所有权结构的主流状态，现代公司所有权结构中有相当一部分呈现以大股东控制为主的特征。在这些股权集中的公司中，国家、机构和家族是主要的控制性股东，在控制性股东存在的情形下，Ｂｅｒｌｅ和Ｍｅａｎｓ的“两权分离”已不适用，而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合一。 二、股权集中型公司会计控制目标的改变 在股权集中型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一的，这一权利基础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会计系统在公司活动中的目标和作用，从而导致了股权集中型公司会计控制目标与股权分散型公司会计控制目标的极大差异。 首先，所有权与控制权合一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控制性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也就弱化了对外报告的会计信息作为股东控制经理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工具的效用，股东不再有对对外报告的真实会计信息需求的积极动机，因此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不再用在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上。事实上，虽然国内外普遍认为我国会计信息的虚假程度较高，但美国安然、宝丽来、伯利恒、太平洋煤气电力、环球航空及世界通信等公司会计信息虚假问题的暴露表明，会计信息虚假业已成为全球通病，若仅从传统意义上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而言，我们并不能指出上述公司存在的重大缺陷。 其次，所有权与控制权合一的现实还导致了股东与经理人身份的合一，这一现实弱化了真实会计信息作为经理人（受托人）履行受托责任情况的说明工具的作用。 在传统的“两权分离”的公司模式中，解决股东与经理人之间潜在利益冲突的最广泛使用的方法是激励性补偿合约，而这些补偿性合约基本上是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所以当经理人报酬大多来自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补偿时，真实的或者说符合管制要求的会计信息不仅是股东控制经理人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时经理人要求股东履行激励性补偿合约的最好根据。 因此，一方面考虑到股东的控制作用和外部管制机制对经理人行为的约束，另一方面出于经理人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公司传统的控制权结构中，公司治理制度在客观上不仅形成了对真实会计信息的约束机制，而且也形成了对真实会计信息的激励机制。如果在公司中，能够对公司会计行为产生控制性影响的两大利益主体都有对真实会计信息的主观需求，那么应该认为，符合管制要求的所谓真实的会计信息是有极大保障的。建立在公司治理结构基础上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之所以被认为对真实会计报表的产出有效，并以报表真实性为控制目标之一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然而，以上的分析却说明，在股权集中型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