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25210411867204995.docVIP

卢 梭 自然人与社会人 近代思想史上，卢梭是一个极其独特的人物，思想史上具有如此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特性者，实不多见。卢梭思想在他的生前身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同的思想领域如文学、政治、伦理、宗教、艺术、教育都感受到了他非凡的冲击力，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抵触的思想流派也往往不约而同地引他为先驱。但是对他的为人、对他的思想倾向的估价却至今众说纷纭。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卢梭对于启蒙运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异数，一方面，他是启蒙运动中屈指可数的几位影响最为巨大，思想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另一方面，他在若干的思想取向上又与启蒙运动的思想主流迥不相侔。下面我们就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卢梭的思想特征。 自然与文明、自然人与社会人（或“人为的人”）之间的对立，是卢梭思想中的一个不断重复奏响的主旋律。《爱弥尔》开篇就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与17、18世纪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卢梭也设想人类在进入社会生活以前，曾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霍布斯曾认为，自然法的第一要义就是自我保存，而由于人性本恶，所以在自然状态中人对人就像狼对狼一样，处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中，人们的生活因此是短促而险恶的。卢梭则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未经败坏的自然人有着明辨是非的本能和种种朴素善良的情感。关切着保存自身的“自爱心”和对于自己同类的怜悯心，是自然人先于理性的两种天然情感。自然人过着孤独的、离群索居的生活，他们所需极少因而很容易得到满足。自然人过着本能的生活，理性在他们身上远没有发展起来。诸如野心、贪婪、嫉妒等情感和欲望，实际上是人类在进入社会状态之后才产生的。霍布斯等人所说的，恰恰是犯了把社会性情感置于自然人之上的错误。 人类之所以没有永远停留在这么美好的自然状态而步入了文明社会，在卢梭看来，是因为人具备着区别于动物的一种“非常显明的特质”，这就是“自我完善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借助于环境的影响，继续不断地促进所有其他能力的发展，而且这种能力既存在于个人身上，也存在于各个族类之中。”自然人有着发展理性、文明、语言、道德和营造社会生活的潜在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为人类步入社会状态提供了可能性，而各种客观条件的作用则使得这种可能性演变为现实。 首先，“随着人类的繁衍，人们的痛苦也就随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由于获取食物越来越困难，出现了多种劳动技能和谋生方式。原来离群索居的个人之间接触日益频繁，因而发展起了一些简单的观念和原始语言，家庭也开始形成。人们也逐渐产生了虚荣、羞惭、关心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等情感。诸种因素使得私有观念水到渠成地出现了。“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而引起这一巨大变革的决定性原因是农业和治金术的发明，“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卢梭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开端，人类社会此后的一切变化发展都肇因于此。在启蒙运动的主流思潮看来，人类理性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科学和艺术的繁荣无疑都是给人类带来了莫大的幸福，具备了应该充分肯定的正面价值。正是在对文明的价值这一根本问题的看法上，卢梭与伏尔泰、狄德罗等人之间出现了最终导致他们决裂的分歧。在卢梭看来，人类进入社会状态以后，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导致着人类的进一步堕落，导致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深化。 私有制造就了穷人和富人，富人为了维护其财产而欺骗穷人订立契约，社会和法律就是这样起源的，“它们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者以新的力量；它们永远消灭了天赋的自由，使自由再也不能恢复；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把巧取豪夺变成了不可取消的权利；从此以后，便为少数野心家的利益，驱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 为了维护富人的既得利益，产生了相应的权力机构。官职的设立进一步造成了弱者和强者的分别，是继法律和私有权的设定以后的不平等的第二阶段，“而第三阶段，也就是最末一个阶段，是合法的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在这个阶段，“暴君政治逐渐抬起它的丑恶的头，吞没它在国家各部门中所发现的一切善良和健全的东西，终于达到了蹂躏法律和人民，并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它的统治的目的。”这里是不平等的顶点，在专制政治之下只有主人和奴隶的区分，“在这里一切个人之所以是平等的，正是因为他们都等于零，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之外没有别的法律，君主除了他自己的欲望以外，没有别的规则。这样，善的观念、正义的原则又重新消失了。” 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不仅不断地加剧着人类的不平等，也不断地带来了人类精神和道德的普遍堕落。在自然状态中，“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的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