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案例研究（下）..docVIP

韩国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案例研究（下）. 　　四、1980年《国家安全法》与表达自由案例[12] 　　1980年《国家安全法》是1961年《反共法》的延续。两者无论是在立法宗旨、内容或篇章结构上均无实质性的区别。该法在名称上的改变反映了韩国政府试图通过明确的“国家安全”名义，以保障其主导价值观和政府对待政治性言论的立场和措施更具正当性。该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80年代始国际社会应对“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之冲突”的立法大趋向。 　　（一）令政府尴尬的内部文件披露行为 　　1986年韩国一家名为《言论》（Mahl Magazine）的地下刊物详尽地披露了韩国文化与信息部在1985年10月19日至1986年8月8日期间向新闻出版界发布的、依惯例不可外传的数百页新闻报道与出版指令。该杂志由被吊销记者资格的人士组成的“新闻出版民主化运动”理事会（CDPM）主办。该内部文件披露事件令政府极为尴尬和恼怒。当局迅即逮捕了两位协会相关责任人以及一名提供该文件的记者。 　　在韩国法律框架内无论如何难以对这种披露行为予以定罪处罚。于是，当局以被告故意持有宣传北朝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禁书为由，指控该三人触犯《国家安全法》。汉城地区刑事法院独任法官判定前两位被告有罪，但驳回了对该记者的有罪指控。此后，被告不断提出上诉和申诉。历经10年后，在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加之1991 年宪法法院在涉及“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立场上的重大变化，由地区刑事法院三位法官组成的法庭对该案进行了重审，并于1994年7月撤销了针对被告的有罪判决。 　　在案中，法庭再一次启动“清晰和现时危险”标准，否定了原判决对《国家安全法》的适用。法庭主张，如依《国家安全法》惩治被告，那么被告所持的所谓颠覆性书籍的内容必须符合明晰与现实危险的标准，即对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构成威胁，且会对自由民主政体的基本秩序造成实质性损害。如果这些书的内容并不会引起上述的后果，或者是否正在造成这些危害并不清晰，那么被告不应受到《国家安全法》的惩罚。法庭认为：“从整体上来判断，很难做出这些书可能产生‘明晰危险’的结论。” 　　（二）采访权与国家安全 　　韩国左翼报纸《一国报》（One-Nation Newspaper）编辑部顾问易泳和（Yi Yong-hi）在1989年4月试图秘密北上采访北朝鲜金日成总统。韩国警方将其逮捕，并依《国家安全法》提出有罪指控。汉城地区刑事法院独任法庭判定被告有罪。 　　易在上诉状中辩称，政府侵犯其依宪赋予的新闻出版自由中所引申出的采访权；并且，因采访之目的而访问北朝鲜并不会危及国家安全。上诉审认同一审有罪判决，强调“尽管新闻出版自由受宪法保障，但它必须与其他的宪法条款相权衡。被告谋图北上采访的行为，如被北朝鲜政府所利用以提升其国际形象或导致韩国国民争相仿之，必定会危及国家安全”。 　　（三）学术研究与国家安全 　　针对这方面问题的典型案例主要有两起： 　　1.在 1982年易甬粟（Yi Yong-su）案中，最高法院在终审时推翻了下级法院的有罪判决。最高法院指出：被告作为一名大学生从学校图书馆借阅有问题的书籍，是因为书中的内容涉及到外国共产党组织所鼓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故用来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这种行为不属于支持国外反国家组织的活动，并不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任何损害。 　　2.1994年两位大学生因持有几本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学的书，被当局指控违犯《国家安全法》。汉城地区刑事法院遵循了1982年最高法院在易甬粟案中的立场，判定被告无罪。检控方在终审中主张：学术研究行为也是《国家安全法》所调整的对象，政府可得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对学术研究予以限制。最高法院确认了下级法院的无罪判决，并在该案中再一次阐明其针对“学术研究自由与国家安全”的立场：被告持有的这些书不过是为政治与社会学专业学生学术研究之目的所用，并不存在犯罪意图。也就是说，只要这些学生持有并讨论这些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支持北朝鲜或可能有利于北朝鲜，那么这些行为就不违反《国家安全法》。 　　（四）文学创作自由与国家安全 　　1993年旅北朝鲜游记案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创作自由”的代表性案例。韩国汉城一杂志编辑易寺甬（Yi Si-yong）刊发了不同政见者小说家黄宿涌（Hwang Sok-yong）旅北朝鲜游记。政府认为刊发该稿件的行为触犯了《国家安全法》，应判定被告有罪。被告则辩称，该游记在事实上并不会有利于北朝鲜；而即使该作品有利于北朝鲜，他本人也并未意识到这一作品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或影响。一、二审法院均认定被告有罪。 　　最高法院在终审中确认了下级法院的有罪判决，认定：“该游记并非真实地描述了该作者在北朝鲜的所见所闻。作者在主观上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