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害下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功能局限与制度创新..docVIP

环境侵害下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功能局限与制度创新. 关键词:nbsp;环境侵害/代表人诉讼/功能缺陷/制度创新nbsp; 　　内容提要:nbsp;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通过集中行使当事人诉权的方式,克服了传统的个人诉讼在解决环境侵害纠纷方面的不足。但是,与西方国家的集团诉讼制度相比,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仍存在固有的功能缺陷,仍不能完全适应环境侵害纠纷之解决的需要。改革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势在必行。nbsp; 　　环境侵害往往侵害相当地区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和环境权益,但往往每一个个体所受到的损害并非足够大,这就可能大大降低了遭受环境侵害的个人以诉讼方式来回复其损害的可能性。一般而言“,nbsp;决定人类社会行为选择的根本因素,在于预期与估计中的行为结果在功利上（不纯是经济功利）nbsp;大于实施行为所支付代价”;。nbsp; 　　（四）nbsp;诉讼代表人的权限较小nbsp; 　　在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中,诉讼代表人的权限相当于未被授予处分实体权利的诉讼代理人。虽然代表人有权代表本方当事人进行诉讼,行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 1义务,但对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等权利进行处分时,必须经被代表人的当事人同意。这表明,被代表人仍是案件的当事人,在理论上他们甚至可以亲自行使诉讼权利,这就对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产生强有力的制约作用[15]。nbsp; 　　这一点不同于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和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无论是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还是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代表集团成员进行诉讼的代表人一旦确定,那么其他人就必须退出诉讼,不再行使诉讼权利,也不再承担诉讼义务,仅仅承担判决的实体后果,受法律判决的约束。这就完全消除了诉讼过程中被代表人对代表人的诉讼行为进行干扰和监督。nbsp; 　　（五）nbsp;判决效力的扩张范围较窄nbsp;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代表人诉讼制度中裁判的效力原则上仅仅直接及于参加授权活动的已确定的权利人,对于未参加授权活动即未向法院登记权利人,不受判决效力的约束,但如果这部分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起诉,则可裁定适用该裁判,从而仅仅承认了判决效力对未参加授权活动的权利人的间接扩张效力[16]。nbsp; 　　与此不同的是,在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中,法院的裁判具有直接扩张的效力,即裁判的效力直接及于所有集团成员,而不管该集团成员是否实际参加了诉讼[17]。这种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避免多数当事人诉讼所带来的迟延以及花费,是对“个人有权支配对其构成影响的民事诉讼”这一通常性权利的背离,也是集团诉讼追求诉讼经济与效率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nbsp; 　　二、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在环境侵害纠纷解决方面的功能缺陷nbsp; 　　透过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特征之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诉讼经济与效率,即为了解决多数人诉讼而设,以提高诉讼效率和避免法院作出自相矛盾的判决。但即使是提高诉讼效率这一功能的实现也因为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具体设计而受阻。除此之外,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代表人诉讼还存在诸多功能上的局限。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nbsp; 　　（一）代表人诉讼制度扩大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受到限制nbsp;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设立的初衷之一在于通过多数诉讼主体的高度合并,来扩大同一诉讼空间的主体容量,有效地解决现代纠纷争议中争议主体众多与诉讼空间容量有限的矛盾,从而扩大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但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某些具体制度设计却使得代表人诉讼这一应有功能的发挥受到限制:nbsp; 　　首先,代表人诉讼严格的起诉条件限制了扩大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在我国,能否形成代表人诉讼的关键在于多数当事人一方之间是否存在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一规定相对于美国集团诉讼仅仅要求多数当事人一方之间存在共同的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这一规定而言要严格得多,从而大大地限制了代表人诉讼所能解决的环境侵害纠纷的范围。正如我国学者肖建华所说:“坚守诉讼标的同一或同种类的共同利益关系,必然导致我国代表人诉讼理论上不可能像美国提起集团诉讼那样宽松和便利”[18]。nbsp; 　　其次,被代表人人数的确定化使扩大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受到了限制。如前所述,无论是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还是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其被代表人的人数在诉讼提起时都能够加以确定,也就是说,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成员系属特定。这与环境侵害的被害人众多且分布范围较广这一特征明显不符。环境侵害的受害人众多且分布较广决定了无法使所有的受害人都得到确定,更不用说参与推选代表人了。而且,环境侵害的受害人往往因受害数额较小而不愿意参与权利的登记与代表人的推选,从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