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江县鹿鸣山.docVIP

四川通江县鹿鸣山 　　隐藏在深山 　　的文化遗产 　　通江县鹿鸣山村位于通江县瓦室镇东部30公里，幅员面积8平方公里。境内垂直高度500——1300米，鹿鸣山鹤立群峰，绵延铺张，山川田畴，村落棋布。前人谓之“白顶辅于左，石隐弼于右，王保从其后，昆仑、鸡峰朝于前，此山君主也哉”！考咸丰十年庚申碑记，此山宋名罗都山，清代建鹿鸣山寺庙，因此更名鹿鸣山，社区亦因此始名。社区因宕江、月滩河阻隔，交通闭锁，长期处于隔绝封闭状态。据载明清以来，社区战乱频繁，“正德庚午而保贼陷之，崇祯丁丑而闯陷之，至嘉庆初而教匪又陷之”。 居民“或受离乡之苦，或罹毁室之灾，甚至刀伤火灾，鹿鸣山下之人其凋敝矣”。境内居民多系清代早期移民，土著仅甘姓一族，其余张、黄、党、程、马姓均系湖广移民。考当地土著碑记，甘姓“发源临江，自始祖游于通土，葬于城之西，柏树坎老龙池山下，传于今九世矣。金溪、板桥口，皆有先人之墓志”，道光《通江县志》存疑甘宁之踪迹，自明代万历己未，诞生第一个进士始，至1912年近三百年间，这里人文蔚起，科第蝉联，先后考取4位进士，4位举人，数十名秀才（贡生），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与追求，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人文智慧，形成了乡土社会人文生态独特的文化遗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即使民国时期，社区依然耕读传家，人才济济，社区居住100余户，600余口，过着诗书为伴，男耕女织，农耕为生的田园生活。三百年发展和积淀，形成了鹿鸣山社区特殊的社会、人文、生态、经济的丰富内涵，“清操苦志，可详治世之书，砥行砺侍，二百载恶习无闻”，“九世同登夫古道。人谓深山僻壤，我云市远民稀，人不受嚣尘。”“深静好思，教养之多方，王言赫赫，身体力行”。遂使鹿鸣山乡土生态文化，玉振金声，千秋彪炳。 　　良性的乡土社会组织 　　纵观鹿鸣山的社会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宗法制度下，社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宗教、家族、社会组织、主流社会并行的治理秩序为特征的发展轨迹。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是社区派生其他社会组织的基础，因而社区夫子会、清明会、圣谕坛等社会组织，在社区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在办学育人、祭祖、信仰、社会关爱等方面，与当时的政治组织互为补充，在维护乡土秩序和培育人文精神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在乡土文化积累与传承过程中，社会组织在社区尤为活跃，充当了宗教、宗族、文化、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媒介和桥梁的作用。 　　以修建寺庙为基础，建立了圣谕坛二处，宗教文化在社区深入人心，以致“建熏德斋于庚申，刊书印教，入戒林者十之八九，”“寺观惟然，山下人云连星布，而此山为主，德欤否欤，山神自监也”，所以“入戒林，归大道”，“三皈静守，五戒严遵”，成为社区自觉行动，将信仰和自律变为人神共鉴的主旨，用生命宇宙观去度量人的存在与行为；夫子会集结儒门生员或连接社区家家户户，以社区学校教育（学馆、私塾、宣讲堂）为基础，“时禀五伦八德之义，顽男悍妇，永归淳良”，倡导尊师重教，修齐治平，建立社区助学长效机制，设学田，奖勤奋，助贫弱，有教无类。社区风气“必以仁行，必由义彼”，畅行“谈论书文，解说阴骘，引证人情”的良性互动局面；而清明会则把血缘亲情统率于祭祖的活动中，“为咏歌培来，古墓荒丘枯骸，感而覆冒”。追念先祖，奖掖激励来者，交朋结友的美德和文化，都在社区广泛参与的活动中潜移默化。“重祖宗祀典，集会以笃本源”，养成“孝慈天性，承孝友家风，”“祖置田产，为宗祠祀典”！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祠堂”或宗族在社区的组织管理作用，历史上社区居住着张、黄、党、程、甘、马姓家族，形成了社区丰富的家规或族规等，为乡土社会成长提供了制度性框架，客观上“同乡共井，比闾联守望之情，别派分支，合族昭雍和之好”。满足了社区集体潜意识的文化追求，形成了社会组织道德和文化识别与良性互动基础。 　　上述社会构架或组织，社区活动有场所，有植根于社区需求的利益所在，有真正的文化内涵，能够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时组织工作充分，文化、经济、社会活动相互交融，形成了传统社会中共同遵循的社会秩序。这些社会组织的存在的意义和主要影响，就是用不同文化形式，满足了社区民众的多种责任需求（利人和利己、局部和公益），包括物质与精神层面，行为和心理层面，使人们的内心对社会发展有“真、善、美”的预期，形成的乡土特色的生态文化，无论纵向与横向，都有存续的社会组织责任覆盖，具有多样性和可持续性，与主流社会、宗族共同构建了社区道德与文化水准，深入人心，形成了传统社会组织良性互动的组织构架。 　　崇尚自然 保护培育乡土生态环境 　　从鹿鸣山现存的文化遗留分析，社区乡土生态培育与发展，是乡土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社区人居环境、风水古木、经济生活、墓葬文化的形成与传承过程中，见诸于社区实物，各种文化活动的理念和文献记录。 　　崇尚自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