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临界点——“台湾意识”的现代性意义3行政论文范文....docVIP

民族国家的临界点——“台湾意识”的现代性意义3行政论文范文... 民族国家的临界点——“台湾意识”的现代性意义 三　民族国家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 　　由两岸的分割而造成的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裂痕的确是现代中国的一出悲剧，可惜历史是不能回转的。但造成这种裂痕的根本原因又是甚么？是由于对立的双方特别蛮不讲理吗，就像今天两岸的人们各自互相指责的那样？如果真是如此，究竟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哪一种是错误的呢？双方各有各的道德标准，评判正误的标准又是甚么？对此，自由派的知识份子试图以超越民族主义的道德价值，即自由民主来评判这一问题。在他们看来，关键是在于大陆缺乏自由民主，所以不能理解台湾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愿望所造成的。似乎如果大陆有一天民主了，这一问题就不存在了31。但是事实并非全然如此，因为连台独的理论家也坦承：「台湾人想要独立是因为自己想要当家作主，与中国有没有民主、富不富强是没有关系的。」32 可见，这一问题的内涵远远超越了单纯的道德评判，它实际上隐藏着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因为「现代世界历史是现代性的历史。民族主义就是在世界现代性的历史框架中崛起、发展和演化的。」33 要突破这一困境，就应当进入到历史的「系谱学」（genealogy）中去，从而打开封闭已久的历史之门。 　　近代之前的中国意识乃是一大一统的「天下」意识，「血统中国，地理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道德中国都成一体。不幸的是，这个完美的中国，终于被西方帝国主义打破了。中国开始从『天上』掉下来，变成现代『人间』的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国家。而且在现代的『世俗』变化中，血统、地理、文化、政治、道德的支持力量，也逐渐『退回』其本来的角度，是中国变成没有神圣色彩的『国家』。」34 因此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产生本质上乃是近代历史的产物。然而，同样也是在这样一个「去神圣化」的过程中，为不同于单一的民族国家论述的它者的出现提供了契机。 　　张灏指出，「民族主义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而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产物，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八九五年以后大约二十五年这段时间的重要性，主要因为那段时间是中国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期。而民族主义产生的几个必要条件就是在这关键时代才出现。」35 的确，在甲午战争中，一直自命为「天朝上国」的老大帝国竟然惨败于东瀛小国日本，这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传统政治与传统观念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由此逐渐陷入深巨的政治与文化危机。在这个时候，教育阶层，特别是知识份子，继续替自己的政治认同，群体的归宿感与社会价值取向找一个新的凝聚点与新的指标。一言以蔽之，新的精神核心。当时许多人就在民族主义找到这个精神核心。因此一八九五年以后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也与这种文明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与精神危机有着密切关系。」36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民族主义是在寻找新的意义和价值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甚么是中国这一民族，知识界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明确共识的。 　　中国民族主义是在满洲人作为少数群体实施帝国统治的背景下登场的，因此，它和汉民族意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问题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和革命党人针锋相对。革命派中，汪精卫在1905年所写的《民族的国民》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性论著之一，汪氏强调一国家必须由一民族构成乃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所在。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国家之国民并非都为单一的民族，因此必须要同化所有民族为同一民族。汪氏认为汉人正面临着被满人同化的危险，当务之急就是要奋起竞争，从而同化或消灭满人37。 　　与革命派的观点针锋相对，梁启超视对方立场为「种族主义」。他质疑只有排满，建立纯粹的汉族民族国家才能挽救中国的看法，而主张「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回合藏，组成一大民族。」38 梁启超的「大民族」观点实际上显示出他也坚信必须在「民族」的基础上打造新国家。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审视他们的观点时，可以看到尽管对于如何解决政体问题的主张不同，二者都意识到存在着汉人与多民族国家现实的矛盾。尽管有着地区和语言的差异，由于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汉人的自我认同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奇怪的是，二者在论述汉人与民族的关系时都持一种进行时态，即在并不质疑汉人的民族特性的同时，同时又把它界定为应当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的民族。但是，汉族与民族国家究竟是甚么关系，双方并不一致。汪精卫鼓吹单一种族的同化民族观；而梁启超并没有断言民族只能是单一种族的政体，汉人可以是未来新民族下的一个共同体。由此可见，对于如何界定民族和汉民族，最初也并无明确的共识。 　　进一步的发展出现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傅斯年对于中国历史分期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汉族势力的周期兴衰问题，他断言在魏晋之前的两千年里才是汉族血统的纯洁性时期。这以后则是胡汉在血缘及文化上的混合。「傅氏把这一时期称为『第二中国。』他暗示『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