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中国币制紊乱的特征与弊端..docVIP

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中国币制紊乱的特征与弊端. 一般认为，在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中国实际实行的是银两本位，而事实上，正如1914年北洋政府所坦言：今日中国所大患者，无本位也（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辑，第91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忙于国内战争，无暇整顿币制，币制紊乱的状况一如北洋政府时期。无怪乎当时外人在对中国的货币状况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的币制是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制度（注：杨格著，陈泽宪等译：《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今人要想从当时的紊乱中理出一个头绪，绝非易事。 我们只能化繁为简，尽可能就当时货币紊乱的特征与弊端作出归纳性的描述，以企对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的货币状况获得一整体性认识。 　　　　　　一、货币紊乱的特征 　　所谓货币本位，最基本的条件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强制使用，具有形式的划一性、法律的权威性和通行全国的统一性。而近代中国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是银两、银元、纸币并行，发行权散落在地方和民间；每一种货币都形式多样，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也只是各种货币中的一种，并不具有唯一性；还有随贸易而输入的各种外国货币，以及外资银行在华发行的货币，也广泛流通于中国。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货币发行和流通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既无本位可言，更谈不上有什么货币制度。而一个没有本位和制度的货币状况，其紊乱的情形可想而知。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货币紊乱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传统性货币与近代性货币并存。货币的演变是从具体的物品到抽象的符号，即从按重量交易的贵金属（称量货币），发展为用贵金属加工成的铸币，再发展为可兑换贵金属铸币的纸币，最后发展为不可兑现的纸币。称量货币主要是以本身的重量即作为商品的价值，其铸造是由手工操作的家庭作坊完成的，是小生产方式的产物。铸币则与近代先进的工业生产相联系，机器的铸造保证了铸币无论是器形还是成色重量，都规整统一，符号性大大加强。银元是从称量货币发展为符号货币的关键环节。可兑现纸币和不可兑现纸币都是一种符号货币，区别只是前者还没有彻底割断与金属货币的联系，而后者则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威和自身的信用。很显然，称量货币是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传统性货币，而铸币和纸币都是与近代社会相联系的近代性货币。近代中国在1933年前除了不可兑现纸币尚未出现外，前三种形态的货币都同时流通。 　　近代中国的称量货币是银两。银两虽然不同于银块，具有了一定的形状，如元宝形、圆形、腰形等，上面还刻有铭文，但它器形多样，成色和重量根本无法整齐划一，因此符号性还很弱，主要还是一种称量货币。银两又称银锭，俗称元宝，由各地银炉铸造。1920年，上海有银炉24家。银炉的组织形式，都是家庭手工业性质，区别只是规模或大或小。为了防止银炉滥设多开，上海新设炉户，必须殷实商号10家联保，并向公估局核准后方可开业。公估局是一个地方负责对银炉熔铸的银两进行鉴定衡量的权威机构，由当地颇具影响、经验丰富的银钱业人士组成，并需得到当地银钱公会的认可和当地政府的批准。银炉铸出的银锭必须送到公估局批定重量和成色，达到或超过最低标准者方可进入流通领域，不达标准者则不批退回，重新熔铸。公估局是近代才出现的新机构，是适应近代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是银两这种传统货币在近代出现的一种进化，但其又强化了地区标准，造成各地区之间的标准的多样化。 　　银元是近代中国流通的主要金属铸币。中国人开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使用的银元都是外国银元。咸丰以前，流入最多、使用最广的外国银元是西班牙本洋。外国银元因形制、重量、成色都有精确规定，不象中国银锭那样充满了随机性，因此在早期对外贸易中被中外商人一致约定为记价标准和流通手段。经营外贸的中国商人，往往不惜以远高于本洋实际价值的价格获得后储蓄起来，虽然丝茶出口特别旺盛，白银大量流入，市面上的通货反而紧张，本洋价格竟较前涨高八成，为了摆脱通货严重不足的困境，中外商人议定以规元为记帐单位，本洋之市价步涨，适与上海规元价值相等，故帐册上只需易数字单位名称，而数字可仍其旧（注：《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这一创举改变了对外贸易使用银元的传统，而从此以银两为记帐单位和支付手段，而且，在银两与银元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可兑换关系，上海出现洋厘行市，银两与银元的并用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头脑清醒的官绅逐渐抛弃禁止洋钱流通的僵化观点，而认识到银元的优点，主张购买机器，自铸银元。1887年（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开设造币厂铸造银元，所铸银元与外国银元一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