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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批判和激进色彩的道德现实主义著作——解读E·H·卡尔的《二十年危机》 作者：刘红站春秋中文社区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05年第4期在国际关系学界,英国国际关系学者E·H·卡尔可谓无人不晓。虽然他一生经历极为丰富,从事过外交、新闻评论、历史研究等工作,他本人也并不看好甚至否认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存在, [1]但是,他对后人最大的贡献之一恰恰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众多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和奉行现实主义信条的外交家们都汲取了卡尔思想的精髓。作为现实主义流派的早期代表,卡尔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为政治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二十年危机1919 - 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以下简称为《二十年危机》)一书中。该书一经面市,即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一场思想革命,唤取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新思考,此书不仅奠定了现实主义流派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国际关系学科正式形成的标志。一、关于“二十年危机”和“乌托邦主义”关于“二十年危机”的真正内涵,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大都没有给出全面清晰的解释。笔者认为,卡尔笔下的“二十年危机”至少包含三层涵义。第一,“二十年危机”是二十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危机。卡尔认为,事易时移,国际关系实践应由新的理论来指导, 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已不能解释当时的现实,继续以之为指导必然会引发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危机。“自凡尔赛和平以来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看待国际关系的乌托邦方式”[2]既是不可取的,也是应当极力反对的。第二,“二十年危机”是二十年国际关系实践的危机。虽然针对当时的国际关系危机,卡尔开出了“绥靖主义”的“药方”,并把慕尼黑协定的签署当作和平变革的典范。但毫无疑问的是,《二十年危机》一书中明显流露出卡尔对1919年至1939年这20年国际关系危机的关切之情。“1919 - 1939年这二十年危机”的显著特征是突然衰落,从第一个十年空想的希望到第二个十年残酷的绝望的突然下落。”[3]第三,“二十年危机”不仅是简单的国际危机,而且是民主、自决和经济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则是道德危机。卡尔认为, 19世纪自由民主、民族自决和自由放任的国际体系的根基在于认为凡是理性的就是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就是理性的,二者没有不可调和之处。虽然这种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已经不攻自破,但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道德体系却没有自动崩溃。在卡尔看来,这无异于一场危机,故称之为“二十年危机”。关于《二十年危机》中的“乌托邦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一般把它等同于理想主义。这种等同虽然反映了卡尔“乌托邦主义”的基本内核,但是未免失之简单。笔者认为,卡尔把所有与现实主义以及他个人思想相对立的观点、想法等虚幻的东西统统贴上了略带贬义的“乌托邦主义”( utop Ian)这一标签。“卡尔不仅批评了‘乌托邦主义’,他还制造了这一名词。也就是说,他制造了看待一系列他恰好不同意的观点的方式。”[4]很明显,《二十年危机》中的“乌托邦主义”,外延比理想主义大,而内涵则相对模糊一些。另外,不可否认的是,卡尔把这些思想称为乌托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批判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建设性思考的目的。二、学科建设思想卡尔并没有开门见山地讨论“二十年危机”,而是首先以国际思想大师的口吻阐述了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对我们认识和把握国际关系学科、社会学科乃至所有学科的发展规律大有裨益。在他看来,任何学科的发展,一般来说总是缘于人们的目的和需要。“目的或目的论,先于思想并决定思想”。[5] 而在经过了第一个阶段,即乌托邦阶段后,学科发展通常会进入第二阶段,即现实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理论上它侧重于对事实和前因后果的分析,倾向于贬低目的的作用,认为思考的作用在于研究一系列研究者们无力影响或改变的事件。实践中它则倾向于强调现存力量不可阻挡和现存趋势不可避免的特征,坚持“最高智慧”在于使自己接受并适应这些力量的发展趋势。春秋中文社区照此推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同样也必须经历一个乌托邦阶段。尽管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出现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20世纪30年代末卡尔撰写《二十年危机》时,国际关系学科正处在它的萌芽和起步阶段。因此,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国际政治科学正处在它的婴幼期”。[6]最后,卡尔总结到,任何成熟的思想必须把目的与现实分析融合在一起。现实主义分析个人无力改变的事件,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宿命论。在实践中,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是官僚阶层。而乌托邦则反对现实,认为理论高于实践,以自己的空想去代替现实,因而是天真的。在实践中,知识界是乌托邦思想的主要载体。在进行这些对比之后,卡尔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认为不成熟的思想是唯目的性和乌托邦主义的,全部否定目的的思想也是过时